中新社北京5月15日電 題：失去“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頭銜，中國需要擔心嗎？

　　——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蔡昉

　　中新社記者 王恩博

　　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預估，印度在今年4月份成為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與此同時，中國已進入人口負增長軌道。

　　中國人口發展正面臨新形勢、新挑戰，但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學部委員蔡昉在其新著《人口負增長時代：中國經濟增長的挑戰與機遇》中指出，這也是改革紅利應運而生的機遇。失去“世界人口第一大國”頭銜，中國需要擔心嗎？中國如何從規模巨大的存量人口中繼續挖掘經濟增長動能？中新社“東西問”近日就此專訪了蔡昉。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有觀點認為，中國失去“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頭銜后，長遠看可能影響經濟發展。中國需要為此擔心嗎？

　　蔡昉：“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現在只是一個象征性的稱號，并不重要。從歷史上看，在工業革命前的“馬爾薩斯時代”，中國和印度的人口總量就曾交替領先。這一時期，全世界無論何時何地，所有國家生活水平都很低，人口多就意味著總收入多，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創意多。在當時，創意來自于直接經驗，所以人口大國有機會走在科技前沿，成為經濟大國。但工業革命后一切都不同了，尤其現在的新科技打破了原有資源界限。比如以往生產要素包括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等，現在數據也成為一種生產要素。新的生產要素遠比傳統要素更加可再生、可持續。

　　在吉林長春的中國一汽紅旗制造中心繁榮廠區，全自動機械手臂在裝配輪胎。智能化、自動化、無人化成為生產生活發展的趨勢。張瑤 攝

　　所以，經濟增長表現會受人口轉變因素影響，或正面或負面，然而人口發展趨勢的變化并不是宿命或極限，不應該成為經濟增長的終極決定因素。任何國家，無論人口轉變處于哪個階段，在既定的內外部經濟環境中，只要具備恰當的經濟體制和機制，足以充分動員資源和要素，并對資源和要素進行有效配置，就能夠克服不利的人口因素干擾，實現良好的經濟增長表現。

　　中新社記者：2022年中國人口總量已出現負增長。中國經濟增長曾長期受益于人口紅利，這種紅利未來將如何演變？

　　蔡昉：與包括印度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高速增長時期的經驗表明，不管人口格局是怎樣的，無論是收獲人口紅利還是克服人口阻力，都需要依賴一系列其他條件，包括經濟體制的激勵水平、勞動力整體受教育水平、配置資源的市場化水平、對外開放水平及經濟發展的分享水平等。如果不具備這些發展的必要條件，人口只能成為一種負擔，而不會被轉化為加速經濟增長的紅利。

　　2023年2月8日，北京市教委所屬北京高校大學生就業創業指導中心迎來春季首場線下雙選會，應聘者排隊等候向用人單位提交個人簡歷。富田 攝

　　作為一個人口大國，印度其實過去也一直有潛在的人口紅利，但其發展的一個很大制約是勞動力受教育年限較低。印度這一指標不僅顯著低于中國，也低于世界上很多其他發展中國家，這就導致其制造業等無法得到充分發展。盡管后來其外包服務業有所發展，一部分人也接受過高等教育，但規模還不夠大。因此，從人口紅利的角度上來說，當勞動力數量優勢減弱時，未來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勞動力質量，培育人才紅利，對中國來說就顯得更加重要。

　　中新社記者：中國仍有超過14億人的巨大人口規模，當下可以采取哪些措施進一步從中挖掘經濟增長潛力？

　　蔡昉：人口紅利的含義就是，擁有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同時由于年輕一代往往比上一代受教育程度更高，新成長勞動力不斷涌現，就可以帶動人力資本快速增長。這種情況下，不管投入多少資本，總會有相應的人力資本和勞動力進行匹配。此外，從農業等其他生產率較低的部門還有大量勞動力可以轉移出來，重新進行資源配置。這些都有助于提高一個經濟體的潛在增長能力。

　　當前中國人口雖然出現負增長，勞動力資源優勢有所減弱，但依然有巨大潛力可以挖掘，比如從農業向外轉移的勞動力規模就依然巨大。我們談論勞動力充足與否時，主要針對非農產業的需求。據統計，發達經濟體農業勞動力占比約為3%，中國則高達23%，縮小兩者之間20個百分點的差距，意味著規模巨大的勞動力可以在今后10年到20年里從農業中逐漸轉移出來。為此，要用改革的辦法挖潛，比如深化戶籍制度改革，讓農民工落戶城鎮等。

　　蔡昉著《人口負增長時代：中國經濟增長的挑戰與機遇》。受訪者供圖

　　此外，未來經濟增長會受到需求側制約，特別是要應對居民消費不足問題。進入老齡化社會，老年人消費能力相對較弱，養老負擔也會改變消費觀念、擠壓消費意愿。在此背景下，要解除民眾消費的后顧之憂。一方面，政府要在生育、養育和教育等方面強化公共服務保障；另一方面，在就業政策方面要提供更高質量培訓，促進人力資本發展。一旦勞動者就業更充分、縱向流動更快，其收入和消費能力也會水漲船高。總的來看，無論供給側還是需求側，都存在改革紅利，這種改革能夠直接提高經濟增長速度，讓所有人從中受益。

　　在江蘇省海安市大公鎮便民服務中心開設的老年人手機公益課堂上，志愿者指導老年人如何使用智能手機。翟慧勇 攝

　　中新社記者：全球已有數十個國家和地區正經歷人口負增長。應對人口新形勢對經濟增長帶來的挑戰，中國是否能從中吸取一些經驗教訓？

　　蔡昉：人口負增長對經濟帶來的影響是一只“灰犀牛”，但也可能產生未曾預見的“黑天鵝”事件。吸取其他國家經驗教訓，避免人口轉變沖擊經濟增長，需要關注四個關鍵詞。

　　第一，日本式應對。20世紀90年代中期，日本勞動年齡人口開始負增長，潛在增長率降低，供給側增長能力顯著下降。但此時，日本在提高生產率、增強供給側能力方面沒有什么作為，決策層和經濟學者普遍認為癥結在于需求側沖擊，因此推動了大規模刺激投資需求的政策，推起了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經濟泡沫。最終日本又不得不捅破泡沫，陷入“失去的三十年”。

　　第二，歐美經濟的“日本化”。歐美發達國家整體都遇到了老齡化、人口增長停滯等問題，導致投資意愿不足、消費下降、過度儲蓄，進而又造成低利率、低通脹、低增長。為了刺激經濟，這些國家只能提高負債率，最后形成了“低通脹、低利率、低增長、高負債”“三低一高”的長期停滯格局。這一現象從日本開始，隨后歐洲、美國都出現了該趨勢。

　　第三，疫情中斷(Covid Break)。新冠疫情讓歐美經濟的“日本化”趨勢暫時中止。疫情期間，歐美國家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加以大規模財政刺激，為居民發放大量補貼，從而對消費形成支撐。但由于供應鏈中斷導致的供給短缺、烏克蘭危機等原因導致的石油、糧食等供給和價格沖擊，令其供給側在需求并未減弱的情況下遭遇供給不足，導致數十年未見的高通脹，最終不得不轉頭加息。

　　2022年冬季，顧客在紐約中央車站市場詢問奶酪價格。美國在當年遭遇了40年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漲幅在6月達到9.1%的峰值后，一直保持在7%以上的高位，持續“高燒”的通脹令經濟承壓。廖攀 攝

　　第四，“日本化”的變種。我們尚難以確定歐美加息之后會出現怎樣的格局，是回歸“三低一高”的長期停滯狀態，還是形成高通脹、高利率、低增長和高負債的更糟糕組合。在這些國家的主流宏觀經濟學家之間，仍在進行激烈的爭論，央行的政策走向也尚不明朗。

　　所有這些因素都是人口問題這個“灰犀牛”在各種因緣際會之下，可能產生的“黑天鵝”事件。但在應對挑戰時，中國與日本、歐美不一樣，中國邁出的第一步是正確和成功的，即部署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且在過去十年做得非常好。如今需求側問題顯現，中國又通過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等部署，積極挖掘需求側改革紅利。在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加大的當下，我預期中國改革力度會進一步加大，釋放更多潛在改革紅利。(完)

　　受訪者簡介：

　　蔡昉，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學部委員，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長期致力于中國經濟問題研究，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人口和勞動經濟學、經濟增長、收入分配、減貧等。曾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中國出版政府獎、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中國發展百人獎、中華人口獎、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