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一同

　　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是不平等現象最為嚴重的西方國家。美國人口普查局2022年最新數據顯示，美國貧困率出現了歷史上最大的年度增幅，目前有12.4%的美國人生活在貧困之中，人數高達4120萬。其中，兒童、老年人、少數族裔等群體的貧困率尤為值得關注。分析人士指出，上述事實和數據恰恰揭露該國深層次不平等現象。

　　人口普查數據揭窘況

　　據美國《時代》周刊近日報道，隨著包括擴大兒童稅收抵免在內的“安全網計劃”的終止、持續不斷的通貨膨脹和生活成本上升，美國人口普查2022年最新數據顯示，美國貧困率出現了歷史上最大的年度增幅。

　　路透社報道稱，美國近期的經濟困境受累于健康危機及美政府的不力應對措施，這主要表現在兒童貧困率的倍增以及40年來最嚴重通脹削弱了家庭消費能力。數據顯示，全美兒童貧困率從2021年的5.2%躍升至2022年的12.4%，全美民眾總體貧困率從2021年的7.8%升至2022年的12.4%。同時，家庭收入未能跟上消費者價格(指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格)7.8%的漲幅，實際家庭收入中位數下降2.3%。

　　《時代》周刊的文章在分析最新人口普查數據后指出，缺乏聯邦政府的支持并不是美國貧困率大幅上升的唯一原因。通貨膨脹和整體生活成本的增加給家庭帶來了新的經濟挑戰，致使更多家庭被納入困難家庭行列。在低收入家庭陷入困境的同時，普通美國家庭也同樣受到了沖擊，因為這是自1981年以來通脹率上升最快的一年。

　　貧困人口的飆升部分原因在于高通脹之下，美國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數出現了40年來最大降幅。2022年伊始，美國通脹率就出現40年來最高水平，且持續攀升。同年，美政府終止了幾乎所有旨在保護美國工人階層免受經濟問題沖擊的計劃，包括增加失業救濟金、食品福利金以及租金援助等。

　　特定群體貧困率突出

　　美國國內外各界人士在分析美國人口普查2022年最新數據后發現，兒童、老年人、少數族裔等群體的貧困率尤為值得關注。

　　美國政府通常使用衡量人們是否有足夠資源滿足其需求的“補充貧困指標”(SPM)來考察兒童貧困率。在最新的人口普查數據中，18歲以下未成年人的SPM值為12.4%，比2021年的5.2%大幅增加7.2個百分點，創下1967年以來的最大年度增幅。

　　事實上，2020年和2021年極低的兒童貧困率才是數據統計中的“異類”，2022年的數據對于美國來說，不過是“回歸常態”而已。數據顯示，2019年以前美國兒童的SPM數據就沒有低于過12%，2013年還曾達到18.1%的高點。

　　在最新人口普查數據公布后，有分析認為，美國兒童貧困問題長期難解的一個重要原因，正是黨爭導致的政策反復“翻燒餅”。

　　除了兒童貧困率飆升外，最新數據還顯示，隨著“嬰兒潮一代”(指1946年至1964年間出生的美國人)已退休或臨近退休，美國老年人貧困問題不斷加劇。數據顯示，美國65歲以上人群中約有23%生活在貧困之中，這使得美國落后于經合組織38個成員國中的30個國家。

　　面對生活壓力，越來越多美國老年人只能依靠打零工維持開支。據了解，美國65歲以上的老齡人口中有超過1/3在做兼職工作。

　　美國全美老齡問題委員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拉姆齊·阿爾溫表示，老年人貧困率上升凸顯了一個事實，即作為許多人退休保障基石的美國社會保障福利，并不足以讓老年人擺脫貧困。

　　除此之外，人口普查數據還以全美貧困率最高的州之一密西西比州舉例，密西西比州非裔群體的貧困率是白人居民的三倍。根據美國民權委員會的一項調查，在密西西比河與田納西州交匯處的圖尼卡縣，68%的非裔家庭生活貧困，23.8%的非裔家庭失業，而白人家庭的貧困比例為12%，失業比例為2%。

　　與此同時，美聯儲數據也顯示，美國非裔、西班牙裔或拉丁族裔家庭平均收入約為白人家庭的一半，擁有的凈財富僅為白人家庭的15%至20%。這一差距在過去幾十年顯著擴大。

　　貧困問題從未改善

　　有分析人士指出，一系列事實暴露美國社會的結構性不平等加劇，這也導致特定群體的貧困問題更難解決。

　　國際救援組織樂施會的一份報告指出，結構性不平等使數百萬美國工薪家庭陷入貧困，特別是歷史上被邊緣化的群體，如少數族裔、移民、難民、女性等。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教授馬修·德斯蒙德則表示，美國政府和企業的許多政策都對富人群體有利，窮人變得越來越窮。“大多數政府援助都流向了最不需要的家庭，美國在補貼富人方面所做的工作遠遠多于減少貧困。”

　　普利策獎得主、社會學家馬修·戴斯蒙德也在他的新書《美國貧困》中指出，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的貧困問題“從沒有真正的改善，只是長期停滯不前”。戴斯蒙德稱，美國的貧困是基于三項制度設計產生的——剝削窮人；補貼富人；有意將富人和窮人隔離開來，導致社會流動性很低。這意味著，貧困在美國的普遍存在是有意為之的，其根本目的是讓富人過上富裕的生活。

　　《華盛頓郵報》的報道也指出，不可辯駁的事實和數據“凸顯了貧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政策選擇的結果”“我們本來可以制定能幫助美國家庭擺脫貧困的政策”。

　　實際上，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也是貧富分化最為嚴重的西方國家，美國長期走不出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困局。新冠疫情暴發以來，美國采取大規模財政金融刺激措施，不僅沒有從根本上幫助窮者紓困，反而助力億萬富翁借機擴大財富，貧富差距更為懸殊。

　　曾擔任奧巴馬政府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阿蘭·克魯格認為，美國社會的高度不平等造成了代際流動水平較低，形成了一個“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美國近年游行示威活動接連不斷，從“占領華爾街”運動到反對美國警察暴力執法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游行，都是美國底層民眾對深層次不平等的憤怒的吶喊。

　　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貧困是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目標。發展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人民的共同富裕，這應當成為各國的共識與行動。美國作為頭號資本主義國家，光鮮的面紗遮掩不住貧富分化及深層次不平等的冷酷現實，這無疑是其劣跡斑斑人權記錄上的又一個污點。美國應當面對上述嚴峻現實，傾聽底層民眾的呼聲，正視并解決問題。（法治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