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法兩國建交60周年。60年來，民心相通，讓兩國友誼歷久彌新。

　　一顆西紅柿，“心里從此有了中國”

　　索尼婭·布雷斯萊是名作家，她和中國的交集始于2005年。那時，她哲學博士剛畢業，處在“迷茫期”。“我的研究暫告一段落，卻還有太多問題沒有答案”，于是，她決定一路向東，坐火車探索“世界的另一頭”。

　　從巴黎到莫斯科，又在莫斯科的夜色下，獨自登上開往北京的列車。布雷斯萊回憶說，同包廂還有兩名中國女士。“她們遞給我一顆漂亮的西紅柿，還招呼我過來和她們一起坐。”攀談中，陌生人之間的局促漸漸消失，大家熱絡起來。

　　車到哈爾濱，“我的旅伴在月臺上餃子攤蒸騰的霧氣中不見了”。布雷斯萊用詩一般的語言回憶這兩名中國女士，“塞滿的行李，閃現又消失的身影，成了不斷變幻的中國風景”，“她們向我敞開通向中國的門”。

　　這是布雷斯萊中國之行最初的一個片段，給她留下深刻印象。回國后，她將這次旅行寫成一本游記，“心里從此有了中國”。一切與中國有關的內容也變得生動。她憶起兒時父母給她讀的小說《王佛脫險記》，那是法國作家尤瑟納爾的作品，以中國古典傳說為藍本，講述了一個充滿法國情調的中國故事。布雷斯萊重讀這個逍遙的東方傳奇，體會到別樣的意味。

　　后來，布雷斯萊又多次游歷中國，把所見所感記錄成文。如今，她擔任中法合作的法文雜志《中法對話》的編委。“為什么我們兩國要加強對話？因為，只有如此，才能找到抵達內心的道路。”布雷斯萊說。

　　吃一頓火鍋，聽大熊貓家鄉人講故事

　　法國公務員熱羅姆·普耶是鐵桿大熊貓迷。兒時，有次路過商店櫥窗，他一眼就看中了一個可愛的黑白玩偶，許下了圣誕心愿。稍大一些，普耶開始搜尋有關大熊貓的一切，還從海外訂購了英文版《臥龍的大熊貓》，那是中美科學家聯合研究的著作。

　　17歲時，在巴黎萬塞訥動物園，普耶與來自中國的大熊貓“燕燕”親密“面對面”，那是他第一次見到真的大熊貓。1973年，中方送給法國人民兩只大熊貓“燕燕”和“黎黎”，“黎黎”隔年不幸去世。普耶知道“燕燕”年事已高，唯恐遺憾，努力說服全家驅車400多公里北上巴黎。至今，普耶仍記得一路上的興奮，更忘不了見到“燕燕”時的激動。

　　2002年，互聯網普及初期，上大學的普耶在讀書之余自建大熊貓資訊網站“panda.fr”，搜集分享資料，還結識了世界各地的大熊貓愛好者。網站運營至今累計訪客遠超百萬。2012年，成都大熊貓基地面向全世界選拔“熊貓守護使”，普耶與另外兩名大熊貓迷從全球116萬報名者中脫穎而出。

　　普耶說，他因熱愛大熊貓而喜歡中國，因來到中國而認識真誠、友善的中國人。他至今記得，有一年在四川寶興農村，途中饑餓找不到飯店，熱情的鄉民招待他飽餐了一頓牦牛肉火鍋。他還聽鄉民講起放牛偶遇野生大熊貓的事。

　　1869年，法國傳教士阿爾芒·戴維正是在寶興見到被當地人稱為“黑白熊”的動物。他的發現在西方世界引起轟動，寶興因此成為世界上第一只大熊貓的科學發現地，被稱作是“大熊貓老家”。普耶說：“法中兩國與大熊貓相關的情緣比人們所了解的更深厚……大熊貓是法中友誼的使者。”

　　從“天外有天”，到“另一重天”

　　法國人諾貝爾·魯蘭是一名退休的大學教授。他初到中國是在1997年，受邀在中國香港和內地訪學。短暫的經歷讓他意識到，“中國對西方的了解，遠勝西方對中國的了解”。從此，中國再沒有離開過他的視野。

　　魯蘭的專業領域是人類學。當不能親往中國時，他就用特別的方法考察中國社會：讀中國小說。魯蘭認為，好的小說可以直接傳遞中國社會的“鮮活畫面”，比學術著作更“易讀”，卻也更“難懂”。陳忠實、王安憶、閻連科、姜戎、劉慈欣……魯蘭在中國作家的筆觸間感知東方大國。

　　在魯蘭看來，近年來一些西方媒體的涉華報道偏頗失實，不能令人信服。他選擇把自己對中國的觀察與思考集結成一本400多頁的學術隨筆，與更多法國人分享他眼中的中國。2022年10月，魯蘭的著作在法國出版，書名為《天外有天》。他告訴記者，特意選了這個中國成語，是希望讀者能開眼看中國。

　　2023年秋，魯蘭時隔26年再訪他筆下的“另一重天”。一個月的行程，他感受最深的是，“中國是多面的”。在上海“直指未來的高樓大廈叢林”間，他欣賞了古雅清麗的昆曲《牡丹亭》選段；在貴陽周邊一處苗家村寨的傳統氛圍中，他體驗了一把“加速強勁、乘坐舒適”的中國電動汽車……

　　作為人類學家，魯蘭自認是“多元文化主義者”。他說，只要西方能客觀認識中國，就會明白，中西之間本沒有必然的對立，反而在很多方面可以相互借鑒。

　　新的一年，魯蘭說，他計劃再訪中國。

　　（據新華社電 記者喬本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