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觀察】

　　全球變亂頻發，正向海上外溢。繼黑海糧道因俄烏沖突受阻之后，紅海航道正受巴以沖突外溢效應襲擾。

　　2023年11月中旬開始，也門胡塞武裝(以下簡稱“胡塞”)以支援巴勒斯坦為由在紅海發動襲船戰，拉開紅海危機序幕。胡塞最初聲稱只打擊與以色列有關的商船，但在今年1月12日美英對也門發動空襲后，其將“所有美英利益列為合法打擊目標”。雙方你來我往，紅海危機引發全球關注。

　　更值得深入觀察思考的是，此次紅海危機，凸顯出全球海洋地緣的三大變局已然開啟。

　　美國海洋霸權的衰落

　　準確地說，美國海洋霸權的衰落并非始于今日，但胡塞在紅海襲船重創美國領導的海洋安全秩序和海洋霸權信譽，將極大加速這一進程。

　　美國喪失了對“敵對國家”和“不友好非國家行為體”的海上威懾力。早在2023年11月，胡塞就在也門海岸擊落了一架美軍最先進的MQ-9“死神”無人機，隨后更直接對美軍艦發動無人機打擊。其間，美國嘗試通過與中東國家斡旋，對胡塞實施制裁，向胡塞甚至伊朗方面直接喊話，但胡塞仍持續在紅海襲船。美國對胡塞發出的“最終通牒”也未能轉化為“阻遏力”。美英對也門軍事行動不僅沒有嚇退胡塞，反而引發其報復行動。正如美媒坦言，胡塞“只要能擊沉一艘美國軍艦，就中了頭獎”。

　　美國不能維護紅海通道安全，似已淪為各方急于撇清關系的“負資產”。中東國家對美國發起的“繁榮衛士”行動反應冷淡，歐洲國家因不愿交出海上指揮權而與該行動保持距離。對于沒有得到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打擊也門行動，意大利、法國、西班牙明確表態不追隨。多艘商船以“利益涉及中國”來規避紅海通航風險，多家保險公司明確“駛向紅海的美國、英國、以色列船只不能投保戰爭險”。以往難以想象的“被撇清”“被拒保”，正發生在全球唯一的海洋霸權國家身上。

　　實際上，美國打擊胡塞的理由很多，但是不打的理由更直擊痛處，美國陷入維系海洋霸權和收縮戰略布局的兩難境地。一方面，海洋霸權堪稱美國全球霸權的基石，捍衛“航行自由”承諾和供給海上安全產品是美維系全球霸權的題中之義。何況以色列和承運美貨的航運巨頭馬士基持續對美施壓，如果美國不能在紅海有所動作，將嚴重挫傷盟友伙伴對其領導海洋安全秩序的信心，甚至掀起新一輪美國海洋霸權衰落論。

　　但另一方面，紅海—蘇伊士不是美國外貿主航線，甚至有美國媒體指出紅海斷航利好美國能源對歐洲出口，從切身利益考慮，美國似乎沒有必要過度投入其中。更何況，美國下定決心從中東抽身，以便強化“印太戰略”，如果被胡塞越拖越深，顯然不符合集中精力遏制中國的戰略方向。是收縮還是維系在紅海的海洋霸權？要面子還是要里子？這種矛盾性是兩個多月來美國應對紅海危機態度糾結的深層原因，因為海洋霸權衰落的美國已經難以做到既減少資源投入又快速了結危機。

　　海戰樣態的顛覆

　　美國最早在阿富汗戰場使用無人機，如今正被無人機帶來的挑戰所反噬。胡塞打破軍用和民用無人機界限，頻頻以其襲船，雖然命中率不高、破壞力有限，但成本低廉，持續滋擾下威懾力不弱。反觀防守一方，美國主要依靠艦對空導彈攔截無人機和導彈，每枚導彈價值高達100萬~400萬美元，是無人機成本的百倍，且這樣的“大炮打蚊子”也總歸百密一疏，“繁榮衛士”行動無法百分之百保護脆弱的非軍用船舶。

　　這其實反映出海戰樣態的革命。第一，在科技革命加持下，無人化、智能化成為海上非對稱競爭的撒手锏。無人機成為海上封鎖的便利新工具，陸海天空網聯動的海域態勢感知技術搭建起全域感知的情報分析和預警平臺，海洋行動步入“透明時代”。胡塞尚可掌握紅海船舶動態，遑論大國！海域態勢感知技術正在改寫在海峽咽喉處守株待兔的既有威懾范式。

　　因此，未來威懾和打擊不僅可發生在海峽咽喉，更可波及主航道；不僅可采取跟監、逼停、登船等傳統高成本行動，更可通過無人機滋擾制造寒蟬效應，獲得同樣的震懾效果。與此同時，主要大國正在推進水下無人裝備蜂群作戰實戰化，未來水下智能無人裝備規模作戰同樣可制造奇襲。智能無人裝備的列裝和實戰化可能降低戰爭門檻，帶來無差別殺傷。

　　第二，隨著沿岸勢力向海威懾力的強化，僅憑海上力量已難以完成反“區域拒止”，“以陸制海”取代“以海制陸”成為近海海戰的勝負手。目前看，美英試圖通過空襲來摧毀胡塞導彈發射基地和無人機設施，以削弱其遠程打擊能力的效果不彰。美國官員承認，“空襲就設計而言是成功的”，但“幾乎沒有削弱胡塞繼續襲擊國際航運的能力”。胡塞武器系統具有分散和可移動部署的特點，只要不遭遇美英地面行動就很難被全面清除。這將對既有的“海外軍事基地+海上力量存在”的海洋軍事霸權形成挑戰。

　　正是因為意識到這一點，所以美國與日本聯手鞏固“西南諸島之墻”，急于增加在菲律賓的軍事基地，欲通過在島鏈關鍵處打造更多的陸域支點，來降低航母戰斗群和支點被打擊的風險。盡管如此，自遠洋而來的海洋霸權國家在近海的存在減弱、被推向更遠海域將是大勢所趨。

　　第三，非國家行為體將在未來海上戰場發揮更大作用。胡塞所擁有的對海作戰能力，背后有國家支持，又可為一些國家所用。胡塞宣示“支持巴勒斯坦”爭取了道義支持，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世界看待紅海襲船事件的態度。隨著技術擴散，非國家行為體所擁有的海戰戰力和認知影響力將進一步提升，其不同于傳統海盜或海上走私犯罪，對于海上安全態勢塑造的參與和作用是持續的、高烈度的，或成為國家間特別是大國間海上安全博弈的新變量。

　　全球海運的變量

　　回顧歷史，無論是蘇伊士運河多次斷航，還是新冠疫情暴發后全球海運瀕臨系統性崩潰，大多數是由“硬干擾”造成的，如戰爭、當事國關閉通道、船舶沉沒擱淺、靠港政策調整等。本輪紅海危機引發蘇伊士運河通航量銳減，則是由前所未有的風險預期性危機造成的。

　　2023年12月18日，倫敦保險市場聯合戰爭險委員會宣布將紅海部分水域列為高風險區域，意味著保險公司可對進入該水域的船舶上調保費。此后幾天，多家航運巨頭宣布暫停紅海航線。顯然，襲船事件重創航運信心，保費政策的調整更是壓垮信心的“最后一根稻草”。特別是美英空襲也門后，保價飆升10倍，高達船舶價值的1%。

　　有分析認為，高額保費促使更多商船選擇繞行好望角。去年11月19日以來，胡塞在紅海南部水域對商船發動至少33次襲擊，而繞行的商船至少有2000多艘。預計保費飆升10倍后，繞行的商船還將進一步激增。保費上漲直接體現為運費上漲，并由航線調整和運力緊張再拉動一輪運費上漲，最終各類成本的上漲轉嫁到貨主和消費者身上，拉高全球通脹的風險。可見，與國際信用評級機構可以影響國家信譽預期一樣，航運保險評級結果已經成為對航運乃至全球產供鏈具有傳導效應的關鍵變量。

　　(光明日報 作者：王旭，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海洋戰略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