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我省很多城市始建于遼代

　　遼寧省研究人員通過將史料與文物相結合，確定在遼寧古代歷史上，有四次建城高潮：第一次為戰國秦漢時期，第二次是南北朝時期，第三次是遼代時期，第四次是清代后期。通過比較，研究人員發現，遼寧省很多城市始建于遼代，而且，部分城市的名稱沿用至今。

　　在遼代，遼河流域城鎮稠密

　　20世紀80年代，在沈陽市法庫縣西南50公里處的葉茂臺鎮葉茂臺村，考古工作者發現遼代墓葬群，命名為“葉茂臺遼墓群”。據考證，這里是遼朝宰相蕭義的家族墓。

　　在距離葉茂臺遼墓群幾十公里外的法庫縣四家子鄉，有一座風景秀美的巴爾虎山。放眼望去，山腳下，草木繁茂，屋舍儼然，現代農村與山巒交相輝映，別具田園韻味。距今1000多年前，這里曾是遼朝一座著名州城，即遼朝宰相韓德讓所建的投下軍州——宗州。當然，宗州并不唯一，僅以法庫縣為例，截至目前，這里已經發現古城址20余座，整理出來的遼代村落遺址200余處。可以說，在遼代時，法庫地區城郭相望、市井繁榮。

　　法庫僅僅是遼寧省在遼代時期人口稠密的一個縮影。“遼河流域是遼朝城鎮稠密的地區，數量遠遠超過前代。在今天的遼寧境內，考古工作者發現遼代時期建設的州、縣、軍城總數達100余座，是遼寧古代史上第三次建城高潮。”渤海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肖忠純鉆研遼代歷史多年。他表示，遼代時期的城鎮幾乎遍布遼河流域，即使在今天的阜新、康平、法庫等農牧地區，也建起許多不同類型的城鎮。

　　研究發現，除了沿用上一個朝代的州城外，遼還新建了很多城鎮。這些新城鎮的建造原因，大體包括幾種情況：一種是為遷入的漢人、渤海人所設的僑置州縣；第二種情況是王公貴戚為俘獲的人畜所建的投下州縣，除上文提到的宗州外，還有阜新境內的渭州、遂州、橫州、閭州等；第三種情況是為從中原或渤海國來的，具有紡織、冶鐵、制瓷等專業技術的人員而設的手工業城鎮，如錦州、銀州等。

　　在遼代，位于今天遼寧境內的主城有東京遼陽府（今遼陽老城）和興中府（今朝陽老城），這兩座城規模較大，經濟發達，貿易繁盛。史料記載，東京遼陽府布局嚴整有序，分為外城和內城，內城即宮城，“外城謂之漢城，分南北市，中為看樓；晨集南市，夕集北市”。鐵器金屬制品、綾錦紡織品和“遼東粟”等是當時東京遼陽府貿易的主要商品。相比之下，興中府的織錦和冶鐵業比較發達。隨著遼朝人口增多，經濟發展，大部分原來只具有軍政職能的城邑、軍堡，也逐步演變成為具有商業貿易職能的城鎮。

　　遼代城市名稱沿用至今

　　“作為遼寧古代歷史上第三次建城高潮期，遼代建的城鎮較多。”肖忠純說。

　　除數量較多外，遼代居住和建筑風俗具有游動性、東向性、開放性的特點，這在遼寧省發掘出土的遼代建筑遺址上可以窺探一二。

　　所謂的“游動性”，指的是作為游牧民族，契丹族早期經常處于遷徙狀態。較具有代表性的是遼朝的“捺缽”制度，即遼朝皇帝保持著祖先在游牧生活中養成的習慣，不定居在哪個京城，而是根據季節變換不斷地轉移遷徙，大量官員跟隨皇帝，在遷徙中辦公。

　　不僅如此，在契丹貴族統治之下，新建的大多數城鎮建筑具有東向性的特點。《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錄》中記載，在拜日習俗影響下，契丹人“四樓門屋皆東向”。這種特點在今阜新地區發掘出的遼代城址中可以看出來——懿州古城、成州古城、小五喇叭古城、葦子溝古城等遺址都是東向。

　　肖忠純表示，雖然金與遼有沿承關系，但是金朝在繼承遼朝州縣城鎮格局的同時，裁并了一些較小的州縣，使主城更突出。比如，當時的遼陽府和興中府的經濟更加興盛，而咸平路咸平府（今開原老城）因遼河航運興盛，升格為主城。另外，金朝以礦冶、紡織、陶瓷等為主的手工業城鎮日趨繁榮，逐漸發展壯大，如冶鐵業發達的新昌鎮（今鞍山南舊堡官墻子遺址）、紡織業興盛的錦州、陶瓷業發達的貴德州（今撫順高爾山下古城）等。

　　金末元初，烽煙再起，遼河流域很多城池與建筑在戰火中淪為廢墟，比如金朝末年的瑞州（今綏中前衛鎮），據《大寧路瑞州海濱鄉周家莊云谿觀碑》記載，當時是“荊棘叢生，虎豹恣行，人跡罕至”。

　　遼代之后，雖然一些城池在朝代更迭中毀于戰火，但如果追根溯源，遼寧省現在很多城市始建于遼代，如鳳城（開州）、海城（海州）、蓋州（辰州）、熊岳（盧州）、金州（蘇州）、開原（咸州）、北鎮（顯州）、喀左（利州）等，有些城鎮的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如錦州、復州等。

　　據了解，在遼代一些鄉鎮的地位更突出，因為在當時，這些不起眼的地方是州縣的治所。雖然這些城鎮在此后的戰爭中多有毀損，但它們的復建大多仍在遼代舊址上。

　　遼代建城體現多民族融合特點

　　在遼寧古代歷史上，一共掀起4次建城高潮。“第一次是戰國和秦漢時期，第二次是兩晉南北朝時期，第三次是遼代時期，第四次是清朝后期。”肖忠純表示。

　　相較于國內其他地區和其他時期，遼代的建城方式和風格較獨特。作為游牧、漁獵與中原文明交織地帶，遼河流域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大多為游牧民族生活區，正因如此，這一地域的建城既有中原城池的特點，同時也有游牧民族特色。比如，城鎮的布局與中原地區相仿，輪廓為方形、四面設門，但城內的宮殿、佛塔、牌樓等建筑設計具有民族特色。

　　不僅如此，生活在遼河流域的先民大部分時間都是臨河、臨海而居，到了清朝末年，才隨著公路、鐵路建設向內陸分散。今天的遼北地區自遼代起城鎮才開始逐漸增多，金元兩朝繁盛，到了明代又衰敗下去。而遼河平原沼澤地區（主要在今北鎮至遼中之間）一直地廣人稀，到清朝末年才有了縣級機構設置，城鎮逐漸增多。

　　與當時的中原地區相比較，位于今天遼寧境內的城規模較小，這是遼代城鎮建設的第三個特點。“這與當時遼寧地區的人口、經濟規模等要素息息相關。”肖忠純表示，根據遼寧各地古代城址的考古發現，除了歷代的遼陽城、三燕時期的龍城（今朝陽）可與中原地區的州城相比擬以外，古代建設的城鎮大都屬于中小城鎮。

　　考古工作者發現，一般的遼代州城周長約4至6公里，小型州城、縣城在2公里左右。如阜新地區的懿州（阜新蒙古族自治縣塔營子鄉古城址）周長4.6公里、成州（阜新縣紅帽子鄉古城址）約4.1公里、渭州（彰武縣四堡鄉沙力溝屯古城址）約1公里、顯州（北鎮城內北鎮廟附近）周長約5公里、乾州（北鎮西南）4.2公里。而咸州古城（開原老城）周長約為6.5公里，韓州（昌圖八面城）3公里。

　　對于遼代建城規模較小這一事實，史料中有記載。如出使金國的北宋進士許亢宗在《宣和乙巳奉使行程錄》中記載：“所為州者，當契丹全盛時，但土城數十里，民居百家，及官舍三數椽，不及中朝一小鎮。”這一記載與考古發現相印證，不過，那些沿承了上一個朝代的主城，仍然保持了前代的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