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經過幾代學者接續努力，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績顯著，但仍然任重而道遠，必須繼續推進、不斷深化。”

　　在20多個學科的400多位學者共同努力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圍繞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陜西神木石峁等遺址，實施重點發掘，并對這些遺址周邊的聚落群開展大規模考古調查，取得顯著成績。近日，本報記者采訪了3位參加遺址考古的學者，傾聽他們探尋中華文明之源的故事。

　　——編者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寧遠——

　　多學科聯合，精準復原古代地貌

　　7月，江南酷熱。站在高處眺望良渚古城遺址，北、西、南三面被天目山余脈圍合，古河道逶迤而過，與縱橫交錯、星羅棋布的河流湖泊形成山環水抱的格局。

　　天氣雖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科技考古室主任王寧遠（見圖③，范疇攝）卻沒有停下野外考察。“我們正聯合地質學者，對以良渚古城遺址為中心的周邊1000平方公里的平原區域，進行萬年以來古環境的精準復原，對這個區域開展人地關系的深入研究。”王寧遠說。

　　時間回到2019年7月6日，第四十三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通過決議，將“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在現場的王寧遠，喜悅中帶著平靜。“申遺成功是水到渠成，是我們在研究良渚古城遺址道路上遇見的美麗風景。”王寧遠說。

　　1968年出生的王寧遠，畢業于南京大學歷史學系考古專業。2000年，王寧遠來到良渚工作。“良渚遺址80多年的考古史就像一篇文章，4個段落起承轉合，吸引著一代代考古人。”王寧遠說，“‘起’是上世紀30年代發現良渚遺址，并將其視為山東龍山文化南漸的成果。從1949年到1986年，可以算作‘承’，1959年，良渚遺址從龍山文化區分出來，單獨命名。以1986年反山發掘為標志，良渚考古進入了第三階段‘轉’，瑤山、莫角山、匯觀山、塘山等重要發現接踵而來。”

　　“2007年良渚古城遺址發現以后，這個階段可稱為‘合’。”王寧遠說，“我們發現了古城的三重結構和外圍水利系統，還原了遺址群里兩三百處遺址點的真實功能，良渚考古從遺址群時代跨入都邑考古時代。”

　　在王寧遠看來，“合”的另一層意義是多學科形成合力。2011年，良渚古城外圍水利系統的整體揭示，與遙感技術應用有關。

　　2011年，良渚考古團隊得到了一個幾十年前的衛星影像。王寧遠在辦公室電腦上找到古城位置，連續點擊放大時，吃了一驚，“呈現出來的景象，震撼無比。”王寧遠說。那天下午，他無意間發現畫面上兩個近圓形的山體間連著很長的一條壟，很可能是人工堆筑的。王寧遠十分激動：“如果這是人工堆筑的壩，那它們和塘山就構成了整體！”

　　王寧遠立刻讓技工帶上洛陽鏟去勘探，2天時間就證實，那條長壟果然是人工堆筑的壩。這條壩的東西兩側，還有兩條人工短壩。

　　王寧遠再次打開衛星影像仔細觀察，在西側又有三四個新的發現。經過近10次鉆探調查，王寧遠和考古隊員在梧桐弄發現了草裹泥。王寧遠介紹，草裹泥是在沼澤地上取土，用茅荻包裹土塊，以縱橫交錯的方式堆筑，從而提高泥土的抗沖刷能力。這個發現讓考古人員認識到高壩和塘山并非獨立的水利設施，而是4條低壩共同構成的一個水利系統。“這說明良渚古城除宮殿、內城、外城的三重結構外，還被規模宏大的水利體系包圍著，涉及面積達100平方公里。”王寧遠說。

　　作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重點遺址，申遺成功后，工作還在繼續。王寧遠說，以往人地關系研究，多把良渚遺址放在現在的地貌中分析，而長三角平原地貌經過了巨大變化，這會影響分析結果。為了準確了解古代環境，團隊正在對1萬年前至4000年前的歷史地貌進行精準復原。

　　環境復原主要通過鉆孔的鉆芯判讀。南方地下水位高，洛陽鏟的探查深度只有6到7米，而一些地區早期的地面可能位于地下深處10到20多米，因此只能使用機轉探查。因為建設高鐵、地鐵、高速公路等工程都涉及勘探，王寧遠便和省地質調查院合作，利用3萬個鉆孔資料進行精細分析，相當于收集了各個時期的歷史地貌資料。

　　良渚考古是一個團隊性的工作，持續80多年，是四代考古人接續奮斗的結果。“我們無法真正還原歷史，但我們會盡最大的努力和誠意，無限接近歷史。”王寧遠說。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田建文——

　　考古與史籍結合，嚴謹考證陶寺遺址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田建文（見圖④，胡續光攝）讀中學時就對考古感興趣。1980年，15歲的他考上了北京大學考古系。田建文非常珍惜這樣的學習機會，發憤圖強，不斷汲取著知識。

　　40多年來，田建文練就了一項“絕技”，掂一片陶器碎片在手，便能準確地說出年代。一張密密麻麻掃描有30多種陶鬲的考古卡片，他瞟一眼就能按照時間順序排列。“顏色的流變，壺口和提手位置的變化……在接觸陶器時，從7個方面觀察就能看出區域文化的演變過程。”田建文解讀陶器，腦海里有著充足的知識支撐。

　　出生于山西襄汾縣的田建文，畢業時申請到當時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他知道晉南這片土地，是考古“富礦”。

　　田建文快速融入工作，但第二年所里決定培養他去讀研。在考古學大家蘇秉琦推薦下，他來到吉林大學，師從著名考古學家張忠培，由此結下了一輩子的師生情。張忠培“讓材料牽著鼻子走”、以物論史、透物見人的治學方法，深刻影響著田建文。研究生畢業后，他再次回歸鄉野和故土。他給自己立下一個目標：找到山西最早的新石器時期遺址，填補空白。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田建文和隊員們風餐露宿，全身心投入考古發掘工作。田建文至今清楚地記得，1991年5月11日中午時分，在晉南翼城縣棗園村調查時，他在一個牛蹄刨開的黃土下面，發現有紅光一閃——一片紅陶殘片映入眼簾。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田建文盯著眼前那片殘陶，紅色在陽光照射下，仿佛發出了歷史的光彩。他想起張忠培先生發表的一篇文章，判斷這可能是仰韶文化時期的殘片，換句話說，這有可能是山西新石器時期最早的陶器殘片。經過清理挖掘，他們復原出20多件陶器，這些陶器被命名為“棗園H1遺存”，棗園文化由此被發現。

　　多年來，田建文在陶寺遺址發掘中也投入了很多的精力。陶寺遺址發掘數量多、類型豐富，工作量巨大。田建文白天在工地上一片一片整理歸類，晚上寫文章到半夜，從不知疲倦。那段時間，田建文發表了大量論文，將考古成果與史籍結合論證，提出陶寺遺址可能為堯帝時期都城。

　　天有不測風云。1997年，田建文在從遺址發掘地騎摩托車回家時，與一輛轎車相撞，頭部受到重創，被診斷為腦出血，必須手術。然而，開顱手術僅40天后，田建文便回到了工作崗位上。隨后，傷口因為顛簸再度撕裂，又經過兩次大手術，田建文才脫離危險……

　　這次受傷，讓田建文的語言、行動能力幾乎喪失，大半個身子動彈不得。他從“牙牙學語”開始，一步一步走得異常艱難。妻子背著他偷偷抹淚，同事薛新民等人一次次地帶他去工地現場。“在這里他才能恢復得更快！”薛新民說。在考古現場，田建文找到了重新出發的勇氣……回憶這段經歷，田建文微微一笑說：“這給了我重新生活的機會，我可以靜下心來做考古卡片了。”

　　田建文用左手熟練地打開電腦，繁復的文件夾里，是更為精細的分類，點進去是一張張密密麻麻的卡片，他幾乎掃描整理、加工和標注了遺址里的每個編號文物。瓦、盆、鬲……這些復雜的文物器型，通過細微的變化拉成一條年代線。他的大腦就像一個博物館，里面裝著大量的文物。“幾天不做卡片，心里就難受。”田建文說。

　　現在，雖然語速慢，只有左手能自如轉動，但田建文依然樂觀地工作著，“倒是把我的右腦開發出來了。”靠著左手，他一字一字地敲鍵盤，20多年來寫出了100余篇學術論文。他和同事發現了絳縣的橫水墓地，揭開了古老的“倗國”面紗；在蒲縣，他敏銳地從一個墓碑上發現了西漢匈奴人遺跡——這是黃河以東、山西最南的匈奴人活動痕跡。

　　田建文是個樸實的人。他愛穿千層底布鞋，挎一個綠色的軍用包；他會在閑暇時寫一首打油詩，當作考古日記，也作為精神消遣；他會在考古工地撿一片別致的樹葉，當作驚喜送給妻子；他這幾年每天坐單程7塊錢的公交，往返于聞喜縣和侯馬市。來找田建文“鑒寶”的人很多，但他一一回絕；年輕考古工作者向他請教，他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邵晶——

　　精細發掘，揭開石峁遺址神秘面紗

　　6月29日一早，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石峁遺址考古隊副隊長邵晶（見圖⑤，趙向輝攝）來到辦公室，十幾塊大大小小的陶片擺滿茶幾。“這是4000多年前的，這幾片紅陶是4500多年前的，這塊是尖嘴瓶的一部分，可能有4800多年的歷史。”邵晶介紹。

　　5天5夜，奔波4000多公里，為的就是這些陶片。它們的出土地都圍繞著一個中心——坐落于陜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鎮的石峁遺址。邵晶彎下腰，仔細端詳這些陶片：“我們不僅要發掘研究石峁遺址，還要擴大對周邊同時期文物的對比研究。”

　　2012年，27歲的邵晶第一次踏入這片斷壁殘垣，通過遙感影像、全覆蓋式鉆探，團隊考證出了一個400萬平方米的城址，這個距今4000多年的史前遺址橫空出世，一舉刷新了中國史前城址的紀錄。

　　剛到石峁，邵晶就和考古隊員們住進了廢棄多年的舊窯洞。一遇到下雨天，外面下大雨，窯里下小雨。沒水，隊員們就每天從鎮上拉水；沒電，就備足粗蠟燭；沒信號，隊員們就把手機掛在門口的樹枝上。“下雨時，當地老鄉急著收衣服，我們急著收手機。”邵晶說。

　　2013年，邵晶的母親和妻子帶著剛剛滿月的女兒也在石峁扎下了根。“拖家帶口”為考古，邵晶不是個例，有的考古隊員還把孩子送到了附近鎮上上學。

　　條件雖然艱苦，但大家依然堅守在考古現場。考古隊員用手鏟和毛刷，一寸一寸地揭開了石峁遺址的神秘面紗，皇城臺、內城和外城構成的三重城垣結構展現在人們面前。在這里，發現了中國最早的甕城防御設施，出土了目前已知年代最為久遠的口簧；此外，還發掘出石雕人頭像、鱷魚骨板、彩繪壁畫等珍貴文物……

　　邵晶說：“考古人有時候要有一定的想象力。”在陜西考古博物館，一只雙足站立、展翅欲飛的陶鷹格外引人注目。

　　2016年，考古隊員在皇城臺發掘出幾塊碎陶片，邵晶仔細端詳后認為，這可能是鳥的爪子。此后，在這些碎陶片附近又出土了大量陶片。當天中午，大家都在休息，邵晶卻開始沖洗這些陶片，稍微晾曬后便開始拼接，石峁的第一只陶鷹穿越時空，出現在他面前。邵晶難掩激動，“那一刻實在太震撼了，這只陶鷹好像要扇動翅膀，迫不及待地向我講述石峁的秘密。”兩三年間，考古隊員從皇城臺陸續發掘出3000箱陶片。它們屬于20多只陶鷹，最高的陶鷹超過1米。

　　皇城臺底大頂小，呈金字塔狀，四周包砌了多達9級的層階狀護坡石墻。考古隊員推斷，這里是大型宮殿及高等級建筑基址的中心區域。東門外還有一個2000多平方米的正方形廣場。邵晶介紹：“我國古代都城的正門往往都會有廣場，說明這樣的形制早在4000多年前就已經出現了。石峁龐大的城墻和建筑群，單靠城內居民是無法建造完成的，這也反映出石峁社會的高度復雜化和強大組織能力。”

　　“都邑性城址、社會背景以及禮制傳承，都昭示了石峁或許已經具有了國家形態。石峁的發掘不斷刷新著人們對中國北方史前文明發展的認識，它蘊藏著華夏文明的源頭密碼。”邵晶說。

　　在邵晶的辦公室，研究資料擺滿了桌子，邵晶每天就在其中伏案工作。這個彎弓搭箭的是哪位戰功赫赫的英雄？這個騎著牛并把住牛角的又是哪位歷史人物？每每翻看一張張石峁出土的平面石雕拓片，邵晶都會陷入無盡遐想。“每每想到這些，我都深深地為中華文明感到自豪。考古人要有家國情懷，不斷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添磚加瓦。”邵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