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出席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中華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九曲黃河奔騰入海，以百折不撓的磅礴氣勢塑造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偉大品格，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象征，是中華民族堅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

　　由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和旅游廳與內蒙古日報社聯合打造的《北疆文旅》系列專刊《內蒙古黃河流域文明》，按照歷史發展脈絡梳理黃河文明在內蒙古地區的輝煌歷史和獨特魅力，對多元一體的黃河文明起源及發展進行了闡釋。本期內容鋪敘了內蒙古黃河流域的青銅文明與中原青銅文明共同創造了中國博大輝煌的古代青銅文明。

　　與“夏”為伍

　　青銅時代完整譜系

　　黃河自青藏高原奔流而下，出蘭州一路北上，在內蒙古與橫亙東西的陰山相遇，如弓一般拉出一個全長830公里的“幾字彎”。黃河九曲，這一最大的“幾字彎”，物華天寶、人文昌盛。

　　1974年夏，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人員在地處鄂爾多斯高原中東部、伊金霍洛旗納林塔鄉境內朱開溝村，發現了距今4200-3500年間中國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的朱開溝遺址。

　　窟野河靜靜地依偎在黃河“幾字彎”的臂膀里，它是黃河一級支流。發源于內蒙古南部鄂爾多斯市沙漠地區的烏蘭木倫河，最大支流悖牛川河源于鄂爾多斯市東勝區內，兩河在陜西神木縣城以北的房子塔相匯合，稱為窟野河。河流從西北流向東南，于神木縣沙峁頭村注入黃河，朱開溝遺址便位于窟野河上游的溝壑之中。

　　遺址出土的耳環、指環、臂、釧、針、錐等青銅裝飾品和青銅戈、短劍、刀、鏃、護牌等兵器及工具，實證了內蒙古黃河流域與河南偃師二里頭在同一時期先后步入“青銅時代”。

　　“青銅時代”（也稱為“青銅器時代”或“青銅文明”)一詞，由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院士最早提出。《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對于青銅器與青銅文明的界定為：青銅時代是指“以青銅作為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重要原料的人類物質文化發展階段”。

　　世界上最早進入青銅時代的是兩河流域和埃及等地。在中國，比較早記載青銅器起源的有《左傳》：“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由此可證實，中國青銅文化開始于夏朝。

　　1996年，國務院開始啟動重大科研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經過年代、地域、社會發展階段、文化特征等多方論證，多數研究者斷定二里頭遺址就是夏朝中晚期的都城，二里頭文化即為夏文化。

　　二里頭遺址位于河南洛陽偃師區，南臨洛河故道，北依邙山背靠黃河。黃河從內蒙古河口開始，在晉陜、晉豫大峽谷中穿行,河道狹窄,出孟津口后黃河河面放寬，黃河以此點為中心呈扇形在華北黃淮平原上泛濫、決口、改道……二里頭遺址便居于這個扇形區域。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專家李伯謙認為，在二里頭遺址發現的中國最早的青銅禮器群、綠松石龍形器等為代表的器用制度，表明代表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發達程度的宮廷禮制、禮樂制度已經形成。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孫金松、研究員黨郁在《內蒙古青銅時代考古綜述》中寫道，內蒙古中南部（內蒙古黃河流域）和東南部地區已基本建立了較為完整的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譜系，其與中原地區夏商周三代共同構建了早期中國最為關鍵的框架體系。他們認為，古文獻上記載的“山戎”“昆夷”“土方”等均廣泛分布于內蒙古地區，成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與中原文明共同締造了影響深遠的禮樂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早期中華文明的格局。

　　商彝周鼎

　　演進脈絡平行交融

　　清水河縣位于呼和浩特市最南端、黃河“幾字彎”東北角。1997-1998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清水河縣單臺子鄉西岔村南側的臺地上發現并搶救性發掘出一處距今約3200-3000年的西岔遺址。

　　遺址西鄰黃河，出土的銅管銎斧、戈、鈴、泡飾及金耳環等青銅器，具有長城地帶北方系早期青銅器的一般特征和陜晉北部地區商周文化青銅器的特點，是與中原文化交流交融的極好例證。

　　清水河縣西部以黃河為界，隔河相望便是鄂爾多斯市準格爾旗。該旗境內最早發現銅器的遺址為位于原哈岱高勒鄉二里半村南的二里半遺址，這里出土的銅環據考證是內蒙古中南部黃河流域迄今發現最早的銅器。

　　而其后，出現于大口二期文化遺存中的青銅器，經考證與同一時期的汾河流域文化密切相關，同時也出現了青銅文化的痕跡，其年代相當于夏朝早期。

　　大口二期文化遺存位于準格爾旗原馬柵鄉(現為龍口鎮)大口村的大口遺址，南臨黃河，與山西省河曲縣隔河相望，西約5公里進入陜西省府谷縣境，為晉、陜、蒙三省區交界之地。

　　據《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青銅時代準格爾旗境內已有部族活動，并出現了以區域劃分的氏族聯盟的部落集團，當中原炎、黃等部族在古冀州(今河北省一帶)活動的時候，內蒙古黃河流域遠古的先民也在南北互動。他們不斷吸收中原文化，學會了制陶、冶煉技術，開始用金屬作兵器、器皿和裝飾品，由此逐步邁進古代文明社會的門檻。

　　鄂爾多斯地處內蒙古自治區西南部，黃河的“幾”字形大拐彎，完整地勾勒出了鄂爾多斯高原的邊界。近代考古資料研究表明，鄂爾多斯青銅器是典型的中國古代北方地區器物。鄂爾多斯青銅器最早可能起源于朱開溝文化時期，可見內蒙古黃河流域地區使用青銅器的起始時間并不晚于中原地區。

　　內蒙古黃河流域在青銅時代有著較為完整的發展脈絡：第一期是以朱開溝遺址為代表的早期青銅文化，第二期是前短劍時代的青銅遺存，第三期是以短劍與腰牌為標志的時期，第四期是動物飾品流行時期。目前，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發現的這四期人類文明幾乎跨越了整個青銅時代。

　　鄂爾多斯市博物院副院長李銳在與崔思朋共同編著的《內蒙古黃河歷史文化》中寫道：鄂爾多斯青銅器是古代北方先民創造出的燦爛青銅文化。這種風格的青銅器最初可能是起源于鄂爾多斯地區，到商周時期日臻成熟并廣為擴散，春秋戰國至西漢初年是其發展鼎盛期。

　　從起始時間來看，中原地區的青銅文明起始時間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而鄂爾多斯青銅器在距今3500年左右的商代初期即已出現。鄂爾多斯地區出土的青銅器鑄范以陶范為最多，其次是石范，再次是銅范。這同中原青銅鑄造工藝的演進脈絡幾乎是一致的。

　　鄂爾多斯青銅器與中原青銅文化分屬不同地理范圍，在時間上，二者基本上是在同一起點上平行交融發展起來的，在發展過程中吸收彼此優秀的文化內涵而不失其原有的個性，在碰撞和交融中擴大了相互間的交流與互動。

　　共生互融

　　中華文明多元一體

　　內蒙古黃河流域的“先民能動地利用、改造、創新，使青銅器與自己的生活習俗和傳統文化相適應并繁榮發展。其所創造的青銅器文化，是中國青銅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研究商周至秦漢時期中國青銅文化中北方青銅文化的多元性提供了重要依據，在中國青銅文化史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李銳說。

　　在青銅時代，世界上先后形成了幾個以鑄造和使用青銅器為主的人類文明中心。較早的地區有伊朗南部、美索不達米亞一帶及歐洲部分地區；較晚的有埃及、北非以外的非洲，而美洲直到公元11世紀左右才出現冶銅中心。

　　中國先民在公元前3000年前便掌握了青銅冶煉技術，因此，中國無疑是世界上最早鑄造與使用青銅器的國家。

　　處于黃河“幾字彎”的鄂爾多斯高原不僅是北方地區青銅文明的發祥地，在長期的對外交流互動中，也對周邊地區的人類文明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其影響范圍輻射到內蒙古黃河流域甚至更廣闊的地區。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黨郁介紹，中原青銅器以禮器為重，而北方系青銅器以武器和裝飾品為重。

　　地處內蒙古黃河流域準格爾旗西麻青墓地，出土了有典型西周晚期至春秋時期文化特點的鬲、罐、盆陶器組合及具有北方系青銅器特征的帶扣、工具及飾品。“這種共出的現象為本地游牧經濟的起源提供了線索。自此之后，農業人群南遷，而游牧人群南下，本地展現出濃厚的游牧文化色彩。”黨郁說。

　　黃河“幾字彎”里，鄂爾多斯青銅器的出現和發展，對于提高社會生產力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推動了這一區域人類文明的繼續發展繁榮。

　　在中國北方各民族的興衰更替中，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不斷碰撞交流、走向融合，他們的血脈融進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他們的文化成為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

　　內蒙古黃河流域出現的青銅器屬于中國北方青銅文化體系，是中國青銅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世界藝術寶庫中的一顆璀璨明珠。因此，內蒙古黃河流域的青銅文明與中原青銅文明共同創造了中國博大輝煌的古代青銅文明。

　　（內蒙古日報社融媒體記者 武峰 丁寧）

　　（圖片除署名外均由鄂爾多斯市博物院、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