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撞庫”方式查詢并下載保存他人征信報告，非法獲取工號、密碼辦理大量手機號用于電信網絡詐騙，離職后通過前同事查詢航班信息，共同出售他人航班行蹤軌跡信息……近年來，公民隱私數據泄露問題日益突出，個人信息安全與保護越來越受社會關注。2018年以來，北京各級法院共審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案件219件。“從案件情況看，侵犯批量公民個人信息案件比例整體呈上升趨勢。”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孫玲玲說，超過半數的案件信息數量超過5萬條，約1/4的案件信息數量超過50萬條。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出臺《關于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非法獲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蹤軌跡信息、通信內容、征信信息、財產信息五十條以上的即可入罪。

　　沈某曾是某大型國際信托有限公司項目經理，工作期間利用職務便利，采取“撞庫”等方式獲取某銀行個人征信系統用戶名和密碼，通過其所屬國際信托有限公司與該銀行之間進行專線互聯的終端機，數次非法登錄該銀行個人征信系統，查詢并下載保存他人征信報告100份。經審理，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認為，沈某已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判處沈某有期徒刑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4000元。

　　“內部人員泄露信息是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主要源頭。”孫玲玲介紹，“掌握大量公民個人信息的公司、企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有的通過直接接觸個人信息的工作便利非法查詢、下載，有的間接利用職務或工作關系請托他人幫助查詢、傳輸，還有的直接將爬取數據的軟件、程序植入單位的計算機后臺系統，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

　　只要個人信息流入“黑市”，就可能被大量重復交易。北京高院分析5年來的案件發現，近年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犯罪活動分工更加精細化、專業化，一些“內外勾結”型犯罪甚至可以組建起從獲取、交易直至變現、非法利用個人信息的全鏈條犯罪團伙。

　　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往往與其他違法犯罪活動相關聯。北京高院數據顯示，排除買賣、交換等中間環節，39.6%的涉案信息被用于違法甚至犯罪活動，違規提取公積金或辦理信用卡、暴力催收討債、電信網絡詐騙、盜竊存款、敲詐勒索等。“電信詐騙是最常見的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行為的下游犯罪，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北京高院刑事審判第一庭庭長肖江峰說。

　　胡某以某科技有限公司的名義向北京某大型通信運營商申請批量辦理手機號，其通過張某雇用他人作為經辦人，有償使用張某提供的他人身份證件辦理上述業務。任某、魯某是運營商營業廳的工作人員，明知胡某所辦理的手機號涉嫌詐騙，仍予以辦理。經查，辦理的手機號后被用于電信網絡詐騙，詐騙金額共計約170余萬元。同時，胡某非法從他人處獲取工號、密碼辦理大量手機號，后相關手機號碼被用于電信網絡詐騙，涉及詐騙金額特別巨大。

　　“本案各被告人共同實施了多次內外勾連、上下游配合的侵犯公民個人信息以及幫助電信網絡詐騙的行為，造成了大量被害人財產損失，性質惡劣。”肖江峰說，任某、魯某作為某通信運營商的工作人員，負有辦理入網業務的審查職責，但其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仍為其提供幫助，造成嚴重后果，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依法予以懲處，體現了人民法院加強對電信詐騙犯罪上游信息采集、提供、倒賣等環節犯罪行為的全鏈條打擊。

　　近年來，因粉絲追星導致機場擁堵、飛機延誤的現象不時出現。很多人不禁疑惑，粉絲為何總能準確獲知明星行程？

　　張某、徐某兩名年輕人為達到追星目的，多次從秦某、李某處購買他人航班行蹤軌跡信息數百條。秦某是某航空公司客戶服務中心客服代表，李某是某呼叫科技有限公司前員工，兩人因業務往來結識，借工作之便，非法獲取并出售他人航班行蹤軌跡信息上千條，非法獲利數萬元。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秦某等4人均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秦某將在履行職責或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出售給他人，依法從重處罰；秦某、李某利用現有或曾經的工作便利，違背職業要求的特定義務實施本案犯罪行為，依法對二人宣告職業禁止。”案件主審法官商登煜表示，聚焦重點行業探索從業禁止條款的適用，增加行業內部工作人員的犯罪成本，使懲罰與警示教育效果并重。

　　此外，在大數據時代，公民個人信息兼具人身屬性與財產屬性，同時作為重要的社會資源而具有突出的公共屬性。朝陽法院認為，秦某、李某非法獲取并出售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造成眾多不特定公民個人信息泄露，面臨遭受侵害的風險，對個人信息保護領域的社會公共利益造成了實際損失，二人亦應當承擔公共利益損害賠償責任。

　　“在依法從嚴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同時，法院對附帶民事公益部分進行了妥善審理，要求被告人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增加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違法成本，起到了有效的警示作用。”商登煜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