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是中國古代風俗繪畫中最為著名的作品之一，其“致廣大而盡精微”的現實主義藝術風格、豐富多元的歷史文化信息、精湛絕倫的繪畫技藝，讓幾百年來不計其數的觀者得以從中感受屬于那個時代的脈搏。

　　不過，當前存世的《清明上河圖》不只有張擇端本。明清之際，眾多蘇州畫師效仿張擇端本的形制內容繪制了表現明代蘇州市井繁華面貌的《清明上河圖》，其中以現在收藏于遼寧省博物館的明代畫家仇英本《清明上河圖》最具代表性。從北宋到明代，光陰流轉、時代變遷，再加上兩位畫家身份地位差異，這兩卷《清明上河圖》自然也各具特色。

　　張擇端本《清明上河圖》表現了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開封）東角子門內外和汴河兩岸的熱鬧繁華景象。畫面由郊野的疏林田舍引入，隨汴河景致延伸，重點描繪了虹橋上下商販密集，漕船欲穿過橋孔引得眾多百姓駐足觀望的場面。城內商鋪鱗次櫛比，高大的彩樓歡門（宋代大型酒店、食店在門前用木枋扎彩樓，加種種裝飾，施朱綠彩畫，稱為歡門）蔚為壯觀。街道上行人摩肩接踵，車馬轎駝絡繹不絕。張擇端采用橫幅手卷的繪畫形式、全景式的章法布局畫面，所攝取的景物，大至原野河流、虹橋城樓，小到舟車人物、貨物招牌，都一一畫出。畫面長而不冗，繁而有序，嚴密緊湊，精彩絕倫。

　　根據張擇端本《清明上河圖》在明代的流傳脈絡和仇英所繪的面貌來看，仇英應該沒有看過張擇端的原作。他只是以一位職業畫家的超凡技藝，憑借其對蘇州風物的熟悉，再現了當時蘇州城的繁盛景象。畫卷從蘇州城郊沿運河風景入畫，由城門入街區，直至西部城郊，以一段水上宮苑樓臺結尾，將明代蘇州城和江南的風物人情栩栩如生地呈現在觀者面前。

　　張擇端與仇英二人所畫《清明上河圖》存在的不同之處大略如下：

　　一是表現主體與風俗民情不同。張擇端本表現的是北宋都城汴梁的城市生活和風俗，而仇英本表現的是明代江南經濟、文化中心蘇州的城鄉繁榮景象。400余年、上千里路的時空距離，導致了二者在文化形態、民風民俗等方面有顯而易見的差別。在衣冠服飾方面，張擇端本，男子身著長衫、短襦（襦，長不過膝的短上衣），首服以巾、幞頭為主；仇英本，男子則多是頭戴網巾、上衣下褲的短褐（褐，粗布衣服）打扮，服飾變化較少，畫得也較為簡略。在市井生活方面，張擇端本較多地描繪了北宋社會以生活必需品為主的生產與貿易景象，如汴河中裝滿貨物的漕船運輸，修理車輛、販賣器具的店鋪等；仇英本則多見琴店、古玩字畫店等更顯藝術氣息的場景。在房屋建筑方面，張擇端本中的建筑基本是木質結構的瓦頂房屋，仇英本中的建筑多為粉刷裝飾過的磚泥墻面房屋，還有園囿和富商、貴族園林等張擇端本不涉及的場景。

　　二是作品體量不同。張擇端本長528厘米，畫有人物800余人，牲畜60余匹，船舶20余只，房屋樓閣30余幢，在當時已屬鴻篇巨制。而仇英本長987厘米，畫有人物2200余人，牲畜110余匹，船舶30余只，房屋樓閣200幢，橋梁8架，場面更為宏大壯觀，畫面內容也更加豐富，反映出蘇州高度繁榮的經濟和文化。

　　三是創作主題與理念不同。張擇端本圍繞踏青、祭掃、貿易等活動組織畫面，以現實主義表現手法重點展現社會大眾忙碌的現實生活，并通過各種細節隱晦地表現出當時的社會危機。而仇英本所呈現的自始至終都是一派祥和，從近郊到城市中心，陸續再現了放風箏、童嬉、看戲、娶親、武術表演、偶戲、秋千、樂舞、文人雅集、水上龍舟等一系列場景。作為一幅商品氣息濃厚的繪畫作品，仇英本明顯迎合了當時追求享樂玩賞的審美需求。

　　四是繪畫風格技藝不同。在總體風格上，張擇端本以凝重平實和沉穩大度為基調，而仇英本則整體上表現出精雅明麗的格調。在筆墨線條方面，張擇端本線條簡潔堅凝，界畫（中國畫中以界筆、直尺劃線的技法，用以表現宮室、樓臺、屋宇等題材）和山水筆墨精準且富有韻味，人物造型樸拙生動且極富生活情趣。仇英本的線條則趨于簡率，缺少一些細節，筆墨的世俗氣息濃厚。在色彩運用上，張擇端本以水墨為主，局部略輔以花青和淡赭色，色彩契合清明時節。而仇英本采取青綠山水的用色之法，色彩亮麗，亦與所表現的歡慶氣氛相合。

　　無論是張擇端本《清明上河圖》，還是仇英本《清明上河圖》，都是中國繪畫史上技藝精湛、內涵豐富的風俗畫巨制。兩幅畫各自呈現了所描繪地區的社會狀況、風俗人情、農業生產、商業活動、建筑交通等眾多方面，都能與當時的社會狀況相互對應，有著不可替代的文物價值和藝術價值，是中國繪畫藝術寶庫中的經典。

　　（作者為遼寧省博物館副研究館員，本報記者胡婧怡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