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鳳亮（南方科技大學黨委書記）

　　2020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科學家座談會上提出，要加強高校基礎研究，布局建設前沿科學中心，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2021年3月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支持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新型研發機構等新型創新主體。當前，新型研究型大學已正式寫入與國家宏觀政策目標相一致的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系統政策，在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發揮著重要而獨特的作用。

　　新型研究型大學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發展導向。國家在當前發展階段提出這一概念，既是國家戰略需求的集中體現、加快構建高質量創新體系的現實需求，又是知識生產模式變革的客觀要求，更是大學組織結構演進的時代具象。

　　圍繞時代特征 力扛歷史責任

　　從“高質量發展”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戰略需求。科技創新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關鍵變量。黨的十九大以來，黨中央堅持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必須堅定不移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創新在五大發展理念中居于首位，成為指導新時代發展的重要遵循。之后，中央不斷強調科技、人才、創新驅動的重要性，特別是將科技自立自強擺在創新和高質量發展推動力的首要位置。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為了推動實現這一戰略目標，黨和國家提出“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作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科技第一生產力、人才第一資源、創新第一動力的重要結合點，高水平新型研究型大學肩負著培養創新人才和探索科學前沿的時代重任。國家希望新型研究型大學做“尖兵”突進，對國家重大戰略科技問題進行攻關探索。新型研究型大學要勇擔時代使命，通過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產出高水平科技創新成果，支撐高質量經濟社會發展，服務國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從知識生產模式變革到大學組織演進的知識生產革新使命。大學是現代社會中最為關鍵的知識生產機構，知識性是大學組織的本質屬性之一。知識生產模式變革是大學組織結構演進的根本內驅力，對大學的學科結構、人才培養和科研組織方式都產生了深刻影響。新型研究型大學本質上也屬于研究型大學。研究型大學是大學組織分化的結果，也是大學系統適應社會需要的結果。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出現，是大學組織結構對知識生產、傳播以及應用方式變革的主動應對。大學組織結構轉型已經成為全球和中國高等教育發展不可扭轉的趨勢。當前，新型知識生產模式強調知識生產主體的多元性、網絡性與耦合性，知識創造發生在多元創新主體的互動與耦合的過程中，并在此過程中形成創新生態系統。從學科組織結構而言，目前學科發展呈現高度分化基礎上的高度綜合趨勢，交叉學科越來越受到關注，研究型大學也對此高度重視。大學要打破傳統學科組織界限，加強制度設計，增強組織的開放性，形成“扁平化”學科組織結構，順應和促進學科交叉融合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更要基于學科組織結構創新，先行先試、勇于探索，促進學科交叉融合，探索構建有利于學科交叉合作、有利于解決復雜問題的新型組織結構及其制度體系。

　　新科技革命時代對人才培養模式提出更多新要求，學生的終身學習能力以及自主獲取知識和融匯跨學科知識能力，對于學生未來高水平、可持續發展愈加重要。新型研究型大學要應需而變，革新育人理念、課程體系和教學方法，在新技術加持下，對教學系統進行組織創新，設計新的學習框架。為適應學科交叉和跨界融通的需要，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科研組織模式更為扁平和開放，鼓勵引入和開發新的技術手段、研究方法，減少因專業壁壘和物理空間所帶來的限制。

　　從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視角到未來前瞻的創新驅動。縱觀歷史，前三次工業革命都成為新型大學產生的重要推動力。如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德國的柏林洪堡大學，第三次工業革命時期美國的斯坦福大學。在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是否會產生一類具有代表性的新型大學？大學模式和高等教育模式的演進，與社會發展密切相關，兩者間的關系發展有著一定的規律。從歷史來看，每次變革中都會有不少大學進行探索和嘗試，最終形成最適合當時社會發展需要的大學形態。

　　每個時代都有著自己的“新型大學”，例如柏林洪堡大學和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與同時代其他大學相比，它們當時也具有新型的特征。通過對大學形態的探索逐漸沉淀，他們最終成為成熟的大學形態，并被世界范圍內的大學共享，進而成為人類高等教育發展史上的寶貴財富。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核心特征在于世界經濟和地緣政治格局中實力對比的變化，世界經濟中心轉移，政治格局呈現非西方化和多極化，從而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秩序和規則演變。這一變局的原動力在于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產業顛覆性變革。在此時代大變革背景下，新型研究型大學作為高等教育探索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應運而生、乘勢而上。

　　新型研究型大學相關探索成功與否，尚有待時間和實踐的檢驗。雖然現在不一定能準確預見未來大學的發展模式，但我們可以進行符合高等教育發展規律的探索，并為后來者積累經驗。隨著國力的強盛，我國正逐步成為知識創新的全球中心，這也給了我們在世界高等教育舞臺貢獻中國探索的機遇，我們有責任也有義務進行新型研究型大學的探索，為世界高等教育發展貢獻力量。

　　創新辦學思路 重塑組織結構

　　新型研究型大學之“新”，首先在于要“能”傳統研究型大學所“不能”。新型研究型大學之“型”，在于通過組織和制度創新，構建出適合新形勢需要的特色辦學模式。在新時代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要重點回應以下四方面問題。

　　一是理念定位之“新”。如何扎根中國大地，快速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理念之新是新型研究型大學能否成為一個類型大學的根本所在。在新時代建設新型研究型大學的核心理念是要主動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經濟社會發展，在新型舉國體制下，深化科教融合、產教融合，促進教育鏈、人才鏈與產業鏈、創新鏈有機銜接，為國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提供支撐。要高起點辦學，堅持需求導向和問題導向，自覺肩負起改革使命，把有利于加強基礎研究、有利于推動重要領域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有利于加強創新人才教育培養，作為深化改革的著力點，努力構建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真正實現扎根中國大地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具體來說有四個堅持：堅持集約化發展，小而精、高精尖、質量型；堅持開放式發展，加強合作協同；堅持內涵式發展，走高質量發展道路；堅持差異化發展，要有自己的特色，不能千校一面。

　　二是治理模式之“新”。如何通過體制機制改革，激發科技創新活力？激發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科技創新活力，歸根到底在于全面提升治理效能，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就治理機制而言，要堅持和加強黨對高校的全面領導，并全方位貫穿到辦學治校的全過程。新型研究型大學在國家推進“雙一流”建設進程中，要在頂層設計中堅持和加強黨對高校的全面領導；要貫徹落實黨委辦學治校的主體責任，發揮學校各級黨組織在辦學治校中的“定盤星”作用；要把黨建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把黨建成效轉化為育人成效、科研突破、服務貢獻。

　　就治理構架而言，要構建更為科學合理的多元化治理體系，并進一步提升辦學效能。如何協調多元主體之間的關系，以及多元主體參與治理的科學機制，構建地方政府和高校之間、行政管理和學術管理之間的新型關系，亟待進一步探索。同時，投入與管理主體、辦學主體、行業管理主體這三種主體，如何更有效能地各司其職、各負其責，也需要進一步探索。

　　三是育才樹人之“新”。如何培根鑄魂啟智潤心，培養德才兼備的拔尖創新人才？新型研究型大學要構建起核心素養內化系統，致力于培養拔尖創新人才。要進一步明晰人才培養目標，制定人才培養標準，形成具有特色的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方案。要健全協同育人機制，完善通識與專業貫通式人才培養新路徑，建立“通專結合”的人才培養新模式。要積極拓展學科邊界，促進不同學科間的交叉融合，建立具有明顯交叉學科屬性的前沿性課程。要用學術前沿啟迪和增強“科研敏感”，設置學術前沿引領、研究方法訓練、學生創新研究項目、學術表達能力培養、學生思辨能力培養等模塊，幫助學生在課程學習中提升研究思維、素養、視野、研究興趣等，并將其與科學研究技能有效結合，轉化為拔尖人才的科研實力，為他們未來在基礎學科領域成為領軍人才，奠定堅實基礎。

　　四是視野融合之“新”。如何立足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文化自信，加強國際交流合作？新型研究型大學具有鮮明的國際化特征，要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服務國家，放眼全球，在日益復雜的國際文化交流中保持高度文化自信。要具有全球意識和融通思維，要直面不同觀點、文化碰撞交匯時產生的問題與張力。從世界格局的高度，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理念為引領，將中國文化和觀點浸潤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中。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強調，必須實現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高質量發展，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以南方科技大學、上海科技大學、西湖大學為代表的一批具有新型研究型大學特征的高校，在高等教育新一輪發展中，以較快的發展速度，在人才培養、科研、國際影響力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探索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研究型大學崛起之路，凸顯了制度優勢和治理效能。雖然幾所學校的發展背景不太相同，但總體上都呈現辦學時間短、高起點、研究型、對外開放程度高、小而精等諸多鮮明特點。

　　新時期，新型研究型大學不僅要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而且要培養拔尖創新人才，創造一流學術成果，肩負中國高等教育改革試驗田重任。面對難得的歷史機遇，新型研究型大學應進一步提升治理效能，在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大學制度、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方面，進一步創新路徑，在一流辦學體制機制、一流學科建設、一流人才培養、一流科研平臺建設上，先行先試，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培養更多拔尖創新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