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莊貴陽（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由于經濟發展的內在機制，僅靠技術進步和能源轉型并不足以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對于中國來說，更為根本的是依靠生產生活方式的深刻轉變，將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構建生態文明發展新范式。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成為能源供給的絕對主力，有賴于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產業在技術和成本上實現對傳統化石能源的絕對優勢。由于技術和制度帶來鎖定效應，能源替代不可能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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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了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的2022年經濟工作總基調。碳達峰碳中和是關系未來四十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問題，亟待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社會經濟系統性變革。只有穩字當頭，穩中求進，才能行穩致遠，確保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愿景如期實現。

　　“雙碳”是決勝未來的戰略宏圖

　　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雙碳”目標愿景，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既是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莊嚴承諾。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進“雙碳”戰略要充分認識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重大意義。

　　碳中和是在科學共識的基礎上達成的政治共識，要求反思、重構自然、資本、勞動力等要素之間的關系，變革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碳達峰與碳中和內在邏輯一致，碳中和導向的碳達峰為經濟社會系統性、整體性轉型奠定基礎。目前已有130多個國家和地區作出了在21世紀中葉或之前實現碳中和的重大發展戰略承諾。在這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之中，世界經濟發展格局將被重塑。

　　作為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碳達峰碳中和承諾彰顯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大國擔當，也是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應有之舉。當前，全國上下已形成積極落實“雙碳”目標的良好氛圍，為確保工作有序開展，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先后印發《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等政策文件，著力構建碳達峰碳中和的“1+N”政策體系。

　　“雙碳”目標愿景是一個開創光明未來的莊嚴承諾，但實現“雙碳”道路注定曲折，不亞于一場新時代的產業轉型升級的萬里長征。既然是變革，必然會面臨壓力，但壓力往往又是前行的動力。對于這場執政能力的大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堅定不移推進，但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需要科學謀劃、務實決策和高效執行。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功，創造了舉世矚目的世界奇跡。未來40年，碳達峰碳中和可能為中國經濟發展再創一個奇跡。“雙碳”目標愿景將推動世界經濟發展方式從過去的規模速度型逐漸轉向質量效率型，驅動新一輪世界范圍的產業競爭，尤其是在零碳能源技術領域的產業競爭。美國、英國、歐盟、韓國、南非、日本，都在布局新一輪的技術創新行動計劃，試圖突破資源依賴型，走向技術主導型，搶先占領技術創新高地。

　　碳達峰碳中和以創新綠色低碳技術為基礎，以降低綠色溢價為充分條件，以提升社會治理效能為必要條件。新能源和新技術突破是實現碳中和的前提，但不能走向“技術經濟決定論”，將碳達峰碳中和簡化成一個能源替代問題或技術創新問題。由于經濟發展的內在機制，僅靠技術進步和能源轉型并不足以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對于中國來說，更為根本的是依靠生產生活方式的深刻轉變，將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構建生態文明發展新范式。

　　穩中求進的核心是安全降碳

　　穩中求進，既是我國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也是經濟工作的總基調和方法論。自“十三五”以來，始終著眼于實現高質量轉型發展，中央在經濟工作領域始終堅持穩中求進，取得了重要成果和寶貴經驗。碳達峰碳中和表面上是降碳問題，本質上則是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問題。正確認識和把握碳達峰碳中和，就是要堅持穩中求進的總基調和方法論，堅持在經濟發展中促進綠色轉型，在綠色轉型中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碳達峰碳中和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關于碳達峰碳中和的“1+N”政策體系頂層設計文件將“防范風險”作為重要原則之一，提出要妥善處理減污降碳與能源安全、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群眾正常生活的關系，有效應對綠色低碳轉型可能伴隨的經濟、金融、社會風險，防止過度反應，確保安全降碳。當前，中國仍處在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快速發展的歷史階段，產業結構偏重，能源結構偏煤，時間窗口偏緊，技術儲備不足，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任務相當艱巨。實現“雙碳”目標尤其要講究章法，要強化底線思維，堅持先立后破，既不能搞“碳沖鋒”，又不能搞“運動式”減碳。

　　2022年全國能源工作會議指出，打贏碳達峰、碳中和這場硬仗，主陣地在能源，能源結構、產業結構調整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脫離實際。近些年來中國控制能源消費數量和煤炭消費總量成效顯著，能源消費結構中煤炭占比下降到56%以下，但化石能源在穩定可靠能源供給、保持實體經濟競爭力等方面仍在發揮重要作用。2021年我國多地經歷的煤荒、電荒，使得煤炭在能源系統中的主體地位被再次確認。雖然來自國際上退煤脫煤的壓力很大，但一味地、一刀切地去煤化、去煤電化，將對能源電力安全可靠穩定供應帶來較大影響。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立足以煤為主的基本國情，抓好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增加新能源消納能力，推動煤炭和新能源優化組合。

　　傳統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礎上，堅持先立后破，通盤謀劃。從目前來看，雖然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展欣欣向榮，但配套的儲能、調峰技術仍存在短板，可再生能源電力尚不能穩定輸出。傳統的電力體制機制與經濟成本進一步加深了可再生能源電力消納問題。基于經濟發展規律，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成為能源供給的絕對主力，有賴于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產業在技術和成本上實現對傳統化石能源的絕對優勢。由于技術和制度帶來鎖定效應，能源替代不可能一蹴而就。

　　試點示范是行穩致遠的政策法寶

　　政策試點是國家治理策略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政府遵循“由點到面”邏輯以試驗手段制定政策的一種常規性工作方法。新時代的全面深化改革，凸顯了頂層設計的重要性。頂層設計與試點示范相結合，是推動中國改革進程的政策法寶。當前，中國各地經濟發展、產業結構、技術水平和自然資源稟賦存在顯著差異，鼓勵和支持一些具備條件的地方先行先試，率先達峰，為推進國家整體碳達峰承擔更多責任，可起到示范引領作用。

　　城市是人類社會生產生活的主要聚集地，集聚全球54%的人口以及75%以上的能源消費和碳排放，一直是節能降碳和開展各類試點的主戰場。從2010年7月開始，國家發改委先后啟動三批低碳城市試點工作，探索減排與發展雙贏的模式。研究發現，試點城市低碳發展成效高于非試點地區，而且越早開展低碳試點的城市減排效果越好。低碳城市試點在國家授權下進行自主探索，并未接受來自中央政府主管部門的財政資源和政策的傾斜，也無全面、具體、強制的約束條件。但弱激勵弱約束的政策環境促進了試點城市的自主創新，不少城市由此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低碳發展模式。

　　在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下，政策環境呈現硬約束強支持的趨勢。硬約束是指碳達峰政策框架逐步明晰、主體責任性加強。在地方層面，各地在“1+N”政策體系下將制定出臺適合本地區的碳達峰行動方案；在中央層面，生態環境部表示將碳達峰碳中和落實情況納入中央環保督查。《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明確提出，要選擇100個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城市和園區開展碳達峰試點建設，在政策、資金、技術等方面對試點城市和園區給予支持，加快實現綠色低碳轉型，為全國提供可操作、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做法。

　　中國有333個地級行政區劃單位，在產業結構、發展階段和資源稟賦方面有很大的差異性，碳排放達峰路徑不同而且與全國同步達峰的難度也不同。研究發現，發達國家和地區碳排放達峰時城鎮化率都超過了70%，中國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3.89%。在中國快速城鎮化進程中，“雙碳”目標正帶動產業、技術、商業模式及全社會環保理念的全面變革。推行試點示范的原則，一定是中央引導下的地方為主，要充分發揮試點城市的主動性和創造性，通過試點的先行先試，發揮地方政府間的學習效應，起到低碳示范引領作用，避免在城鎮化進程中被高碳鎖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