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后變“博士候”，是一種什么感覺？近日有媒體報道，在聘期“非升即走”壓力之下，博士后群體的競爭和內卷加劇，催生出不少急功近利行為，損及學術質量和學術精神，不少人自嘲為“學術練習生”“科研臨時工”。相當多的博士畢業后要經歷長久的“等待期”，才能在過度激烈的競爭中謀得一份教職。

　　練習生、臨時工與學術、科研、高校之間風馬牛不相及。這種用詞上的“混搭”，暴露了人才評價和培養體系之間的“錯位”。

　　近年來，高學歷人才培養數量增長較快，國內普通高校博士畢業生凈增人數已經開始超過凈增專任教師人數，高校內部博士師資儲備過剩。供求關系的變化，使得高校對新招聘教師的把關越來越嚴格，人才引進標準不斷抬升。所謂“非升即走”制度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推進實施的，即新入職的老師不再有編制，只簽三年或六年的預聘合同，到期時由校學術委員會投票定去留，留下的晉升副教授，否則就只能離開。

　　據記者調查了解，由于部分高校把名義上的“預聘制”變成了實操上的臨時工合同制度，一個崗位招聘一批人“角逐賽馬”，通過比拼以論文為核心的考核項，二選一、三選一甚至幾十個人中選一個留下。甚至有個別高校“6年招聘8000多名青年博士”，先以高薪酬、低門檻引才，又以高淘汰率解聘，這些過度“內卷”引發了高知群體的普遍焦慮。

　　博士后淪為“博士候”、人才變成“學術臨時工”……個別高校的畸形選人機制，既不符合青年人才的培養規律，又加劇了內卷和功利傾向，與破除學術評價中的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痼疾的“破五唯”改革背道而馳。

　　中央要求學術扎根中國大地，高等教育要落實“四個服務”，但“非升即走”的考核機制仍以數論文、數課題為主，在“倒計時”解聘的壓力之下，客觀上形成了抓緊掙工分、拼論文的導向。同時，考核主要集中在抓科研成果上，這種“研而優則教”的邏輯，也加劇了教學人才的逆淘汰。

　　有些海外優秀青年學者對國內高校人事制度憂心忡忡，甚至出現了“海歸再歸海”的苗頭，這與過于嚴苛的用人制度也脫不開干系。

　　人才優勝劣汰，本身沒問題，但不該把博士群體變成智力消耗品，讓學術生涯變成開盲盒賭運氣。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后的最大心愿，是希望更多年輕學者擁有平心靜氣做研究的環境，創造出更好的科研成果。在2021年9月召開的中央人才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讓人才靜心做學問、搞研究，多出成果、出好成果。

　　當前，“破五唯”改革正在推進，改革幾所學校相對容易，想要扭轉一種風氣、優化教育生態卻是任重道遠。針對博士后變“博士候”的問題，既需要進一步優化“非升即走”制度，調整適用范圍、明確晉升標準和淘汰比例，也要從根源上減少對大學和學科排名的壓力，對過度功利的考核機制說不。多措并舉讓青年學術人才能有一張安靜的書桌、一份安心做學問的底氣。　　（本報評論員蔣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