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奮進新征程 建功新時代·非凡十年

　　□ 本報記者 劉志月

　　□ 本報通訊員 鄧蕙婷

　　1988年1月出生的何婭茜,是湖北省首批入額檢察官。她從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法律系畢業后,于2010年底考入潛江市人民檢察院。

　　今年8月,何婭茜獲評全國“人民滿意的公務員”。從北京載譽歸來,她面對面收到了湖北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王守安的贊許和叮囑。

　　“入額那天起,我就把‘讓法治之光照進百姓心田’作為奮斗目標,借助改革之力,辦好每件案,讓更多群眾感受到公平正義。”回望從檢路,何婭茜如是說。

　　提升辦案能力

　　抓住機會入額

　　2011年3月,何婭茜正式入職潛江市檢察院偵查監督科,協助科長辦案。她對一起涉農機類詐騙案記憶猶新,“對出校門不久的我來說,算得上是疑難復雜案件”。

　　嫌疑人陳某是潛江本地人,無業,經朋友介紹,認識了來自湖北宜昌的受害人,其口頭承諾可以買到低價農機,并收取了受害人5萬元定金。卷宗中,有受害人報警記錄、陳某的訊問筆錄、定金轉賬的書證等。

　　“看完卷宗,我很迷茫,弄不明白,這到底構不構成犯罪?”何婭茜說。在當時的辦案模式下,何婭茜第一時間想到向偵查監督科科長求助。

　　何婭茜至今記得科長的“靈魂三問”:嫌疑人有沒有使用真實的身份信息去訂立合同?嫌疑人在合同中隱瞞的內容是什么,他是不是沒有能力履行合同義務?這是不是一個合同糾紛,是否通過民事手段就可以調整,是否一定構成刑事犯罪?

　　何婭茜聽后恍然大悟:限于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嫌疑人的行為構成詐騙罪。

　　證據不足,案件不批捕,退回偵查機關進行補證。

　　4個月后,偵查機關就該案再次提請逮捕,增加提供了雙方通話記錄、查實嫌疑人自述農機售賣店為虛構等證據,證明了嫌疑人客觀上沒有履約能力。

　　案件移送起訴后,法院最終認定被告人構成詐騙罪,并判處了有期徒刑。

　　案子結了,何婭茜并不是特別開心,她心中有兩個疑慮:一是案子持續了差不多一年時間,受害人肯定感到“有訴累”,其目的不在于嫌疑人是否被判刑,而是能盡快追回自己被騙的錢款;二是偵查機關也會“抱怨”,證據不足為啥不早點說,非要等到報捕了再退回。

　　正是這起案件,讓何婭茜在面對入額遴選的機遇時,毫不猶豫地“扎了進去”。

　　2014年3月,湖北省被中央政法委確定為全國司法體制改革首批試點省份。同年12月18日,湖北省司法體制改革方案獲得中央政法委批復同意。

　　按照司法體制改革試點方案,湖北省檢察機關堅持“以案定額”“以職能定額”相結合的原則推進人員分類管理,綜合運用司法辦案“大數據”,對全省130個檢察院員額需求進行逐一測算,實行“一院一策”、精準配置,重點向基層和辦案任務重的檢察院傾斜。

　　與此同時,湖北省檢察機關嚴格遴選員額,實行全員選任、綜合考評、專業必選,在堅持政治標準基礎上,突出專業化導向,增加遴選委員會面試環節,發揮專業審查的實質把關作用,保證入額檢察官政治素質、辦案能力、職業操守過硬。

　　湖北省檢察機關還嚴把領導干部入額條件和程序,明確所有參加入額遴選的領導干部均要參加考試,并與一線干警一起參加差額考核。

　　2015年起,湖北省檢察機關分三批完成首次員額檢察官遴選工作。2015年下半年,潛江市檢察院啟動員額檢察官遴選工作。

　　機遇面前,何婭茜既興奮又緊張。興奮的是有機會“大干一場”,緊張的是“到底能不能勝任”。

　　“那時候,我們有個‘入額三問’。”何婭茜笑著告訴《法治日報》記者——

　　“離開師傅,我自己能不能獨立辦案?過去都是,辦案協調搞不定了,找師傅;案件定性拿不準,找師傅;出庭公訴,對面的律師來頭不小,也找師傅頂一頂。”

　　“師傅也入額了,大家在同一起跑線,都是檢察官。師傅要對自己的案子負責,不可能再對我的案子負責,怎么辦?”

　　“離開師傅‘這根拐杖’,我站不站得起來、走不走得動、走不走得遠?”

　　慶幸的是,何婭茜有一個好師傅。那時,潛江市檢察院偵查監督科科長常常將重大疑難復雜案件交給她辦理,讓她“抓住一切機會磨煉”。

　　2014年初,何婭茜承辦了一起涉眾非法集資詐騙案,涉案金額近6000萬元。經檢察長指派,她與時任潛江市檢察院公訴科副科長黃文燦一起提前介入引導偵查。

　　7天里,何婭茜等人與偵查人員一起吃盒飯、畫表格、審卷宗、分析證據關聯性,逐步弄清涉案的金額及犯罪行為的發展主線,為案件的準確定性和證據資格的完備打好了基礎。

　　該案還組成了專案組,何婭茜等人及時與受害人見面,通報辦案進展、做好釋法說理等工作。

　　審查逮捕階段,該案得到快速辦理。案件宣判后,被告人沒有上訴,也未發生一起涉法涉訴信訪。

　　正式參加入額遴選考試時,何婭茜與師傅同臺競爭,師徒二人通過筆試等程序,均順利入額。

　　何婭茜記得,這次入額遴選考試結果不僅在內網公示,還在院里的大屏幕上將所有人的考試結果由高到低進行公布。

　　“不僅能看到自己的,還能看到別人的;不僅能看到本院的,還能看到全省的。”何婭茜說,這次考試的方式、方法,讓很多人感受到了公平公正。

　　2016年1月,潛江市檢察院完成首批員額檢察官遴選工作,何婭茜成為該院當年最年輕的入額檢察官之一。

　　手中擁有權力

　　反而更加謹慎

　　入額之后,獨立辦案的何婭茜干勁更足。

　　2016年8月,潛江市檢察院完成大部制改革。何婭茜到公訴部工作并兼任未檢部門負責人,專司做好未成年人檢察工作。

　　2018年夏,何婭茜接到了一家舞蹈培訓機構教師猥褻兒童案。

　　“該案難點不在于刑期多少,而在于如何讓這樣的‘狼師’遠離教育行業。”何婭茜說,辦理未檢案件,她總是能感受到身為檢察官和身為人母的雙重使命。

　　作為承辦檢察官,何婭茜認為,對犯罪嫌疑人之后繼續從事教育行業應當作出一定的禁止和限制。

　　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修正案第一條就明確:“因利用職業便利實施犯罪,或者實施違背職業要求的特定義務的犯罪被判處刑罰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犯罪情況和預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罰執行完畢之日或者假釋之日起從事相關職業,期限為三年至五年。”

　　看到這條規定,何婭茜準備在這起案件的檢察官量刑建議中明確提出“從業禁止”。

　　為穩妥起見,何婭茜向上級院、湖北省人民檢察院漢江分院咨詢,發現在漢江地區尚沒有判處“從業禁止”的案例。

　　“雖然沒有先例,但我沒有理由不去做。”何婭茜說,發表公訴意見時,她明確提出了“從業禁止”的意見。

　　這一意見,最終被潛江市人民法院采納。案件一審宣判后,被告人對有期徒刑部分表示服判,但對“從業禁止”部分不服,提起上訴。

　　何婭茜向湖北省檢察院漢江分院的有關負責人詳細報告了自己作出“從業禁止”量刑建議的考慮。

　　此案經漢江中級人民法院審理,最終維持一審判決。該案也成為漢江地區首例判處“從業禁止”的案件。

　　“如果不提‘從業禁止’的意見,這個案子在主要的量刑建議上不算錯,也不會出錯;提了‘從業禁止’,就有可能出現被告人上訴等情形。”何婭茜坦言,她當時做好了可能影響辦案效率的準備。

　　何婭茜很慶幸,司法體制改革,讓檢察官有了更多自主辦案的權力。

　　記者從湖北省檢察院了解到,在全面落實人員分類管理的基礎上,該省檢察機關在推進改革過程中全面聚焦“會辦案”,優化權力運行,突出司法責任制主旨,制定下發八大類10項配套制度,推動新的檢察權運行機制不斷完善。

　　湖北制定出臺了檢察官權力清單,明確不同層次、不同業務檢委會、檢察長、檢察官的權限劃分,將300余項權限授權給檢察官行使,讓檢察官成為辦案主體。

　　按照《湖北省檢察機關檢察官權力清單》規定,一般案件的起訴(量刑建議),由檢察官決定。

　　手中握有主訴權,何婭茜反而更加謹小慎微,對自己業務能力的要求到了“魔怔”的程度。

　　“我們辦理的是刑事案件,關系到一個人的一生、一個家庭的命運。”站在刑事案件進入檢察環節的第一道關口,何婭茜努力做好“把關人”。

　　有一個流竄潛江、仙桃、漢川等地多次實施搶奪且數額巨大的3人犯罪團伙,公安機關抓獲了兩名犯罪嫌疑人,另一名嫌疑人黃某在逃。

　　審查完案卷,何婭茜認為,黃某應屬同案犯。“如果不能在7天內作出是否追捕的結論,可能就要眼睜睜看著嫌疑人逃脫法律制裁。”

　　證據單薄、時間緊迫,何婭茜連夜反復審查卷宗細節,根據到案嫌疑人的供述制定提審提綱,巧妙尋找犯罪嫌疑人供述中的邏輯漏洞,識破了二人意欲包庇黃某的謊言,最終向公安機關發出決定逮捕文書。

　　黃某被抓捕到案,最終獲刑10年。

　　該案被湖北省檢察院評為監督“另案處理”典型案例,該審查逮捕案件意見書被省檢察院評為優秀文書。

　　“只有業務過硬,才有能力去理解、適用法律。”何婭茜認為。

　　打開何婭茜辦公室的文件柜,可以看到里面擺滿了各種各樣的榮譽證書和獎杯:青年崗位能手、先進檢察官、十佳中層干部、全省未檢業務競賽一等獎、湖北省檢察機關公訴業務競賽“業務能手”、湖北省第二屆公訴人與律師辯論賽“優勝辯手”、湖北省檢察業務專家……

　　刑檢業務時間緊、任務重,加班加點是常態,但只要有片刻閑暇,何婭茜便一頭鉆進書海,認真研究檢察理論。從事檢察工作以來,她辦理各類刑事案件1000余件,無一起冤假錯案。

　　轉變角色定位

　　融入社會治理

　　“檢察官不應僅僅滿足于做好一名追訴者,更應努力向社會關系修復人、訴源治理參與者轉換。”隨著政法領域改革向縱深推進,何婭茜對自身角色的定位有了更深的理解。

　　為最大限度減少對遭受性侵害未成年人的二次傷害,何婭茜帶隊代表潛江市檢察院與市公安局、市中心醫院、市心理服務咨詢機構協商,探索建立“一站式”未成年人保護救助機制,大幅縮短了未成年被害人參與訴訟的時間。

　　在潛江市檢察院黨組支持下,何婭茜還推動在院內建成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同時發動全院青年干警組成法治巡講團,首次實現“法治進校園”學區全覆蓋。

　　辦案之余,何婭茜總是活躍在校園里。“不是在講課,就是在去講課的路上。”那時,同事們總是這樣調侃她。

　　“對小學一年級到三年級的學生,我們一般以通俗的動畫講述人身自護的知識;對高中生,我們就會加入一些專業的法律知識。”何婭茜精心打磨系列課程,從講稿寫作、PPT制作到課堂互動游戲、動作設計等,她都傾注了大量精力。

　　“你要是有新的職業規劃,可以考慮來做老師。”有的學校校長看過何婭茜的法治課,忍不住贊嘆道。

　　如今,潛江市檢察院法治巡講團已走進全市248所中小學,圍繞防范校園欺凌、防范性侵害等主題,累計為80萬人次進行法治宣講;強制報告制度、涉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從業限制制度業已成熟,已對近年來全市2580余名新招錄的教職員工進行了相關記錄查詢。

　　參與掃黑除惡專項斗爭,讓何婭茜對檢察官全身心投入、推動社會治理有了更進一步的迫切感。

　　她主動請纓,受命擔任潛江市檢察院掃黑辦主任,將“深挖徹查”的原則貫徹到底。“對涉案人數眾多且時間跨度大的犯罪案件,如果不堅持深挖徹查,極易導致對黑惡勢力不能打準打實。”何婭茜說。

　　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期間,潛江市檢察院共追捕18人,追訴漏罪、漏犯13人,移送“保護傘”和犯罪線索30余條,使8人受到法律和黨紀政紀處分。其間,何婭茜還積極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甄別非涉黑涉惡成員5人。

　　為“打財斷血”,何婭茜等人逐案提出對“黑財”的處理意見,引導偵查機關“按圖索驥”,查封扣押凍結1.8億余元財產,防止黑惡勢力“死灰復燃”。

　　針對辦案中發現的11家單位在社會治理與單位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何婭茜與潛江市檢察院行政檢察部門、公益訴訟檢察部門到各單位走訪,深挖行業監管漏洞。

　　2021年,潛江市檢察院被評為湖北省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先進單位。同年年底,何婭茜被平安中國建設協調小組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表彰為“平安中國建設先進個人”。

　　何婭茜還通過多種形式影響更多人。近年來,她應上級院指派和公安機關邀請,多次針對偵查活動監督實務、重罪案件辦理要點等內容介紹辦案經驗。

　　2021年,何婭茜成為潛江市檢察院青年干警成長工程的常駐講師、刑事檢察業務內訓班班主任。她精心設置培訓主題,同時結合湖北省檢察院部署的“以政治說辦案、講工作”活動組織青年干警常態化開展案例研討,讓青年干警不斷更新檢察辦案理念,提升案件辦理質效。

　　“每個案件的背后,反映的都是民生民情、社會關系、社會穩定,不能僅僅滿足于把案件辦結,還要讓案件辦理發揮最大社會效應,促進社會治理效能提升。”課堂上,何婭茜總是將自己對檢察官職能的理解傾囊相授。

　　感受改革之力

　　提高辦案質效

　　接受記者采訪時,何婭茜不止一次提及自己是“司法改革紅利享受者”。回望來時路,她說自己“切切實實感受到了改革之力”。

　　2021年8月,33歲的何婭茜被任命為潛江市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部主任、檢察委員會委員、二級檢察官(副科級)。

　　“如果不是全身心投入改革大潮,充分運用改革成果努力奮斗成長,那么很難想象她能在這個年齡成為基層檢察機關內設機構的負責人。”湖北省人民檢察院有關負責人說,改革前,曾有檢察官在基層檢察院工作崗位上干了30多年,直到退休都未能享受到副科級待遇。

　　通過政法領域全面深化改革等一系列舉措,湖北省檢察資源配置更加科學、檢察隊伍結構更加合理,一線辦案力量進一步增強。

　　來自湖北省檢察院的數據顯示,改革后,全省檢察機關85%以上的人力資源配置到辦案崗位,一線辦案力量較改革前增加18%,形成了以檢察業務工作為重心的人力資源配置模式;全省檢察官平均年齡下降2歲,法律專業本科以上學歷比例提高1.6%,5年以上業務工作經歷比例提高11%,檢察官隊伍呈現出中青年多、辦案骨干多、文化程度高的特點。

　　“理論功底更扎實、業務素質更過硬的檢察人員經遴選成為員額檢察官,過去長期存在的檢察官入職門檻低、人數多而整體素質不高的問題逐步得到解決。”湖北省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謝振中說,改革后,該省市、縣兩級檢察院的高等級檢察官職數比例大幅度提升,打破了基層檢察官職業發展的“天花板”,形成了激勵優秀人才扎根基層的正向效應。

　　作為部門負責人,何婭茜不僅要帶頭辦案,還要做好各項協調工作,加強對檢察官辦案的指導和監督。

　　2021年,潛江市檢察院第一檢察部一名檢察官承辦一起正當防衛案件。最初,承辦檢察官有些拿不準,是否能定性為正當防衛,遂向何婭茜建議組織召開檢察官聯席會議共同討論。

　　檢察官聯席會議上,何婭茜認為該行為應當屬于正當防衛,但也有檢察官提出不同意見。此案后經分管檢察長、檢委會討論,最終認定為正當防衛。

　　“我現在既要當好戰斗員,又要當好指導員。”何婭茜說,司法責任制讓檢察官爭先進位的意識更強、責任也更重。

　　在湖北,司法體制改革后,“誰辦案誰負責、誰決定誰負責”的理念深入人心,檢察官多辦案、辦好案的積極性和責任心明顯增強,極大地釋放了檢察“生產力”。

　　數據顯示,改革以來,湖北基層檢察機關刑事檢察部門檢察官自行決定的案件占比達75%,全省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率達84.15%,量刑建議采納率達93.51%,一審判決上訴率下降至3.42%,訴訟效率大幅提升。

　　在一線辦案愈久,何婭茜對如何在體制機制改革基礎上進一步提高辦案質效愈加充滿期待。

　　2019年,落實湖北省檢察院關于“智慧檢務”建設的工作要求,潛江市檢察院著手推動檢察業務工作與現代科技深度融合,建成包括遠程提訊系統在內的多個信息化實戰平臺。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來襲。何婭茜等人運用遠程提訊系統等進行辦案,確保疫情防控期間各項工作穩妥有序。

　　如今,湖北檢察系統信息化建設正在全面提質增速。湖北檢察機關在全國率先提出“以線上運行倒逼司法責任制運行”的改革思路,升級改版統一業務應用系統,把新的辦案機制嵌入信息化系統之中,保證司法責任制運行有載體、可檢驗、能監督。

　　按照“好用、管用、實用”的思路,湖北檢察機關大力推進科技信息綜合工程和政法信息化“1234”工程檢察項目“兩個工程”建設,13個智慧輔助應用納入全國統一業務應用系統適配軟件,智慧公訴系統入選全國“智慧檢務”十大創新案例。

　　在檢察業務數據系統支撐下,何婭茜感覺自己更像一個“企業負責人”:每個月召開部門數據分析會,對每名檢察官、每個辦案組的業務數據進行分析,有沒有達到平均值,找出問題短板、提出解決辦法,“就像企業的KPI績效考評一樣”。

　　“考核考評成為影響司法辦案的指揮棒,辦案檢察官有壓力、更有方向。”何婭茜說。

　　談及對進一步深化改革的期許,何婭茜希望能有對檢察官更為科學的考評和調整機制。

　　“干部能上能下,檢察官也應該實現能進能出。同時,圍繞指導辦案這一目標科學設置檢察官考評機制,讓每個人在每個崗位上都能發光發熱,最終讓人民群眾對改革成效看得見、摸得著、有感觸。”何婭茜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