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學者論壇】

　　作者：王汝虎（曲阜師范大學傳媒學院講師）

　　“形式批評”一詞，在嚴格意義上特指西方圣經詮釋學的一種理論范式，是由德國學者赫曼·袞克爾（Hermann Gunkel，1862-1932，又譯作古克爾）在1927年出版的《〈詩篇〉：形式批評導論》（《The Psalms: A Form-Critical Introduction》）中建立的一種詮釋理論。其中譯名可直譯為“形式批評”（有人翻譯為“形式批判”）一詞，作為二十世紀西方圣經研究領域最主流的理論思潮和研究方法之一，對于圣經文學研究乃至整個西方文論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在對《創世記》和《詩篇》等經文的細讀中，袞克爾認為在這些古老文本的口述和著錄的流傳歷史中，實際上融合了基于特定社會場景而形成的不同文本單元和言語風格，并由此而逐步凝聚成不同的文類。

　　這種對經學文獻的文本細讀和結構分析，與主流的形式主義美學和新批評派遙相呼應，其審美論立場和文本細讀的研究方法，實是一種“現代文本考證學”，之于中國古典文化與古代文學研究具有重要的參照價值。特別是對于反思新時期以來的我國古文論研究中存在著的重理論思辨而輕版本校勘和文本細讀的研究范式，尤為深刻和警醒。在新時期學科分類影響下，版本校勘與語詞訓詁往往被歸置為語言學和修辭學研究對象，古文學與文論研究則只以理論觀念和意義探討為其研究對象。此種知識領域的學科區隔，對于有著漫長經學背景和修辭學傳統的古代文學資源來說，無疑是一種極大的遮蔽和疏離。或如清人俞樾所言，如若以今人尋行數墨之文法來讀周秦兩漢之書，無異于“執山野之夫，而與言甘泉、建章之巨麗也。”（俞樾《古書疑義舉例》）

　　實際上以“六經”為核心的古代文化資源，其訓詁學和修辭學傳統正為古代文學研究的基礎資源和意識源頭，忽視或遮蔽此種語言修辭傳統，往往導致對古代文化和文學觀念理解與闡釋的浮泛和空洞。更為重要的是，除了古代漫長的經學傳統外，二十世紀特別是二十世紀后半葉以來，大量出土文獻的問世，更為建立現代“文本考證學”提供了豐富的地下材料，文本細讀與版本考證在出土文獻和古文字研究領域方面的成果尤為顯著。這些成果，如不被古代文學研究者所重視，必然導致古典美學和古代文論形而上的論證流為空疏，而成為無源之水。正如裘錫圭先生所言，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出土的大量戰國至漢代簡帛文獻中，所包含著的大量先秦典籍與佚書，“從總體上看，它們對古典學的重要性已超過了‘孔壁古文’和‘汲冢竹書’。”（裘錫圭《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見《光明日報》2013年11月14日第11版）由此，他提出新出土文獻之于古典學重建的重要性，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關于古書的真偽和年代；二是關于古書的體例和源流；三是關于古書的校勘和解讀。值得注意的是，關于古書的體例和源流與古書的校勘和解讀兩個方面，亦是上述圣經形式批評理論的訴求目標，二者的不謀而合正指示出古代文學研究中形式批評作為一種理論視角和詮釋方法的重要性。

　　在以1973年出土的馬王堆帛書和1993年發掘的郭店竹簡等為代表的諸多出土文獻陸續出版和發表以來，先秦古籍出現了諸多不同的版本，其中的語句、段落、編次等方面均多有歧異，這些歧異和差別正顯示了有著漫長編著歷史乃至口頭史前史的經學傳統，及其內在的復雜性與多元性。從文本形成的角度而言，這些出土文獻，“使人們更清楚地認識到，古書的形成和定型每每經過許多年代，有著分合增刪的復雜過程”（李學勤《論帛書〈周易〉經傳》，見李學勤《周易溯源》，巴蜀書社2005年，第313頁）。而通過對其文本內部和不同文本之間的用字、句法、辭例和敘述風格等多方面的校勘與細讀，正可見其背后所發生和承傳的鮮活歷史場景。具體來說，通過對傳世的《老子》版本（包括河上公注本和王弼注本等），與二十世紀后半葉出土的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和郭店竹簡《老子》本相比較，自然可見其背后思想背景和時代傳承的復雜性。如在帛書《老子》中的“絕偽棄詐”（或釋讀為“絕偽棄慮”“絕偽棄作”）（參見裘錫圭《糾正我在郭店〈老子〉簡釋讀中的一個錯誤——關于“絕偽棄詐”》，見《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二卷·簡牘帛書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26頁）和后世版本中通行的“絕仁棄義”，竹簡本分別寫作“絕智棄辯”“絕巧棄義”，這一核心詞的書寫直接影響和決定著對老子學說乃至整個先秦思想史的不同理解。

　　這種在文本細讀、校勘基礎上的詮釋方式，正是出土文獻之于古典學研究和古代文學研究最重要的貢獻，亦應是現代知識背景下古代經學研究所具有的當代意義之所在。又如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馬王堆出土的帛書《系辭》公布以后，其中“易有大恒”句與通行本《系辭》“易有太極”句不同，因其關涉對于《周易》基本思想，特別是《周易》與道家思想之關聯的理解，而引起了學界熱烈的討論。在這些討論中，多集中于語言訓詁、文本對勘和義理論證等諸多方面，對于理解先秦思想和古籍的流傳均有重要意義。饒宗頤先生在《帛書〈系辭傳〉“大恒說”》一文中曾提出：“現代哲學家闡釋古代哲學的抽象觀念，喜歡借用外來的框子來比附，為之披上條理繽紛、十分美觀的外衣；但覈實起來，往往不是那么一回事。本文則注重觀念的內涵和它的同義字，尋求彼此間的相互聯系，確切了解它們的歷史背景和本文在行文命意的條理，加以融會貫通，可說是一種多角形的交錯推理方法。”（見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馬王堆帛書專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7頁）這種建立在“多角形的交錯推理方法”上的“義理考證法”，實是結合文本和字句來闡發觀念的內涵，而不是直接簡單地依今人之意來比附古人的思想。其立足于文本對勘和訓詁學方法，“力求貼近文本的歷史和時代，探求詞語和語法所提供的可靠的基本意涵（meaning），盡可能避免曲解古典”（劉笑敢《老子古今：五種對勘與析評引論（修訂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頁）的詮釋立場，可以說是古文字和出土文獻研究中，校勘和注解文本乃至經義闡釋的核心立場。而這些古文字和出土文獻的研究，則是中國古代思想史，特別是先秦思想史的重寫乃至古典學重建的基礎。

　　又如，陳夢家先生曾在《殷墟卜辭綜述》中提出，判定不具卜人的卜辭的年代要依據字體、詞匯和文例（包括行款、卜辭形式和文法等）三點來判定。（見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中華書局1988年，第137頁）裘錫圭先生亦認為，“考釋古文字的根據主要是字形和文例”。（裘錫圭《以郭店《老子》簡為例談談古文字的考釋》，見《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二卷·簡牘帛書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75頁）如果說字形是古文字研究的基礎，體現著中國文字的特殊構造和書寫特性的話，文例和辭例則要依據對語法習慣、語言風格和形式穩定性等諸方面的確立。而在此種文本整體性的語辭體例和文體形式確認和參證的過程中，上述形式批評或語辭批評則是一種內含于其中的文學批評視角。

　　從文學審美的角度而言，先秦典籍中語辭和文例的考查不僅是考釋古文字的工具，更應是確立早期文體文類形式和語詞風格的基礎，亦關涉對中國文學的審美本質和韻文傳統的理解。茲舉一例，在釋讀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又稱《黃帝四經》）《稱》篇時，有“雷【以】為車，隆=以為馬”句，原文“隆”字下有重文號，故可釋讀“隆隆”，但諸多古文字研究學者對此處句讀有極大爭議。然不管此句是釋讀為“豐隆以為馬”，以“隆”為“豐隆”的急讀或省略（見陳鼓應《黃帝四經今注今譯：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370頁），還是“虹以為馬”，或“龍以為馬”，學者均是從此篇整體上駢儷相對的形式美感出發，確定“隆”字下的重文號為衍字符。（參見劉釗《讀馬王堆漢墓帛書札記一則》一文，見《語言研究集刊（第十四輯）》，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年，第328頁）。這種穩定的辭例和語體形態感，反過來正是古文字詞釋讀的基礎，亦是古代文學研究所要面對的文本審美對象。

　　綜上所述，基于文本的可靠性和文類的穩定性，在文本細讀的基礎上，闡發和窮究文本形式審美觀念之發生與衍變，乃至經典文本與歷史生活背景的復雜互動關系，正是形式批評理論視野的核心價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