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員在生活中常常會遭遇涉及興奮劑問題的潛在風險。如果因為興奮劑問題受到處罰但自身并不認可時，運動員能到哪里為自己“說理”？答案是獨立權威的仲裁機構。在國際上，國際體育仲裁法庭（CAS）每年都會處理相當數量的涉興奮劑糾紛，為全世界運動員提供了涉興奮劑的國際性爭議解決平臺；中國頒布《體育仲裁規則》后，即將成立的中國體育仲裁委員會將在國內為運動員提供重要的救濟渠道。專業人士認為，反興奮劑仲裁制度從無到有、從簡單松散到規范嚴謹，一步步走來反映了中國體育法治建設的進步；體育仲裁委員會的成立，對于中國反興奮劑仲裁機制的完善具有里程碑意義。

　　反興奮劑聽證制度的發展

　　聽證屬于興奮劑糾紛的內部解決方式。國內比較正規的反興奮劑統一聽證制度始于2011年。次年，中國反興奮劑中心成立聽證委員會，后經過兩次改革發展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機構。目前的第三屆委員會由18位具有法律、醫學和體育專業背景的專家組成，反興奮劑中心對仲裁委員會的履職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但聽證員的選任、聽證過程以及形成結論都不受反興奮劑中心的干預。據統計，聽證委員會成立以來舉行過200多次聽證，大約一半聽證會做出了有利于運動員的結論，體現了維護運動員權益的價值。

　　曾經有位運動員在護理家人接受霧化治療過程中不慎吸入了含有禁用物質β-2激動劑的霧化液，導致興奮劑檢測陽性。這位運動員得到通知后，依法行使自己的權利，要求舉行聽證會。在聽證會上，專家組在審核證據材料和聽取運動員陳述申辯后認為運動員過錯程度輕微，應免予禁賽處罰。這位運動員所在的全國性單項體育協會根據聽證會結論，最終沒有對其禁賽，運動員“維權”成功。

　　中國反興奮劑中心法律處副處長程遙認為，聽證委員會成立和發展是反興奮劑法治建設的重要成果，也是反興奮劑斗爭為保護運動員權益做出的努力。

　　他介紹說，1995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曾規定“在競技體育活動中發生糾紛，由體育仲裁機構負責調解、仲裁”，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沒有建立體育仲裁機構。在這種情況下，召開聽證會實際上發揮了解決興奮劑爭議的功能。不過，那時的聽證會比較松散，一般由各個全國性單項體育協會自行組織，往往也只限于規模較大的協會。2007年，反興奮劑中心成立，在完成北京奧運會任務后開始著手研究建立統一的聽證制度，并于2011年制定聽證規則，2012年成立第一屆聽證委員會。

　　程遙表示，要達到解決糾紛的目的，裁決機構首先要得到爭議雙方的認可和信任，因此聽證委員會成立后，中心不斷提升聽證委員會的獨立性、公正性和透明度等，進行了兩次比較大的變動。

　　他說，2018年開始，體育主管部門和反興奮劑中心的代表不再擔任聽證委員會委員，減少運動員一方對主管部門“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的疑慮；聽證會結論也不再由反興奮劑中心簽發，而是由聽證專家組直接得出。2021年，新版《世界反興奮劑條例》實施，我國也隨之頒布新的《興奮劑違規聽證實施細則》，主任委員、中國政法大學前校長黃進不再參與具體聽證事務，轉而負責選任聽證專家組。一個案子從提出聽證申請到最終得出結論都是由聽證專家組的三人負責，并按照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形成聽證會結論。

　　“我們認為這滿足了《世界反興奮劑條例》和《結果管理國際標準》關于聽證委員會運行獨立性的要求。”他說。

　　填補制度空白的拼圖

　　聽證會的目的是公平公正地解決涉興奮劑糾紛，但結果依然可能無法滿足其中一方的訴求，最常見的情況是運動員對聽證會判定其違規的結論或禁賽處罰的期限不服，這時一個更高層級、有終局權威的裁決機構的存在顯得尤為重要。

　　程遙說，《世界反興奮劑條例》規定，如果運動員對聽證結果不服，還應該有仲裁的途徑。對于絕大多數運動員而言，如果國內有仲裁機構，就可以優先在國內仲裁；如果沒有，就要尋求國際仲裁渠道。

　　“通過由處罰委員會專家提出合理‘量刑’建議、與當事人簽署結果管理協議、聽證會裁決等多重制度設計，可以將絕大多數興奮劑爭議解決在前端，但仍有少數案件可能需要外部糾紛解決機制，也就是仲裁。以前國內沒有體育仲裁，如果運動員不服，到CAS去打官司的話成本太高，也不太現實，所以即使聽證會一方不滿意也很少有繼續主張權利的機會。”他說。

　　因此國家2022年新修訂的體育法增加“體育仲裁”一章，明確國家建立體育仲裁制度。去年年底，《體育仲裁規則》和《中國體育仲裁委員會組織規則》正式出臺，受到了業界的普遍支持和歡迎。

　　國家體育總局政法司司長褚波表示，這次體育仲裁能夠納入體育法修訂是國家體育法治建設的重大進步。此前沒有體育仲裁是制度的短板和缺陷，而無論從保護運動員權益，解決國內體育糾紛還是適應國際體育發展潮流，體育仲裁都是非常重要的制度設計，體育法新設體育仲裁專章，為我國建立體育仲裁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礎。

　　中國反興奮劑中心副主任林海巖認同褚波的看法，表示體育仲裁是體育法治建設重要環節，它完善了針對中國運動員涉興奮劑糾紛的救濟渠道，“填補了重要的制度空白”。

　　“我們非常歡迎和支持，因為體育仲裁能發揮聽證起不到的終局性作用，同時會推動聽證制度更公開透明。”林海巖說。

　　從內部糾紛解決到外部糾紛解決

　　據介紹，國內的反興奮劑仲裁將有“一裁終局”的效力，除了某些特殊情況，參加仲裁的各方都不能再繼續上訴。因此，仲裁必須保證專業性、權威性和公正性，其得出的結論才能獲得各方的認可和尊重。

　　專家普遍認為，已經運行多年的聽證制度可以為今后的仲裁提供借鑒和支持，其專業性和權威性能夠得到保障。

　　CAS反興奮劑庭仲裁員、福州大學教授李智說，考慮到案件的特殊性，體育仲裁委員會可在《仲裁員名冊》中設立《反興奮劑仲裁員名冊》等專門名冊。與此同時，實行多年的聽證制度已經積累很多經驗，無論是聽證流程還是仲裁人員在專業性上都有保障，因此反興奮劑仲裁的流程和人員的過渡與磨合會比較順利。

　　程遙進一步解釋道，目前國內每年查處的興奮劑違規案件在20~30件，需要召開聽證會的案件不超過三分之一，涉興奮劑糾紛需要后期仲裁的更少。同時聽證會要進行調查、組織證據、舉證、質證、證據交換和審核，這些都在聽證專家組的主持下完成，材料均可用于后面的仲裁。

　　據了解，目前有關方面正在整理反興奮劑仲裁員名冊，邀請相關專業人士加入，多年來反興奮劑實踐中培養出的有體育或者法律背景的專家也在篩選范圍之內。

　　程遙說，專家的培養需要漫長的過程，有些聽證委員會的專家加入委員會已經超過十年，即使新進委員會的專家也超過兩年。“興奮劑案件往往十分復雜。反興奮劑仲裁員一定要非常了解國際、國內反興奮劑規則，熟悉反興奮劑工作，接受專業的培訓，這樣才能做出公平合理的裁決。”

　　他認為，為了保證公平，專家還要嚴格遵守回避制度。參加過聽證的專家不能參加同一案件的仲裁，而在案件處理過程中提供“量刑”建議的處罰委員會專家，也不能參加同一案件的聽證或者仲裁。

　　林海巖展望反興奮劑糾紛解決的未來實踐時認為，應該尊重運動員維護自我權益所做出的努力，如果對協會處罰或者聽證專家組結論不服，申請仲裁是法定渠道。他相信今后無論聽證還是仲裁會越來越公開透明，“只有在陽光下進行才會提升公眾的信任度”。

　　　　（新華社北京2月8日電 記者馬向菲、王鏡宇、林德韌、李嘉 參與記者：高鵬、馬邦杰、肖世堯、姬燁、盧星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