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小湯山醫院綜合內科副主任王一書在門診時發現，近年來，肥胖的患者越來越多了。全國政協委員、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馬秀珍也曾聽專家介紹，門診遇到4歲的小女孩體重39公斤，10歲的小女孩體重達80公斤。

　　“有的孩子胖到‘令人懷疑’。”馬秀珍回憶，專家們提起門診的經歷，都非常擔憂。

　　據國家衛健委2020年發布的《中國居民營養與慢性病狀況報告》，我國城鄉各年齡組居民超重及肥胖率呈持續上升趨勢，其中成年居民超重、肥胖率已經超過50%，6-17歲兒童青少年接近20%，6歲以下的兒童已達到10%。

　　這份報告預計，若不加以遏制，到2030年，中國成人超重、肥胖患病率將達到65.3%，學齡兒童和青少年將達到31.8%，學齡前兒童將達15.6%。

　　肥胖不僅是個人健康問題，更會成為一種公共衛生問題。有研究預測，到2030年，超重和肥胖的經濟負擔將達到4180億元人民幣，約占全國醫療費用總額的22%。深入開展肥胖防治的探索，細化落實政策規劃，是通往健康中國愿景的必然之舉。

　　干預方案及診療規范亟待出臺

　　在王一書看來，應將肥胖的預防、診斷、治療以及健康管理融入我國已有慢病領域政策平臺及行動計劃中，建立并擴大一體化肥胖管理政策體系。

　　在此過程中，有關部門可開展健康體重防治宣教和體重定期檢測，建立居民體重指標健康檔案。對經生活方式干預后療效不佳的肥胖癥，或超重合并其他并發癥的患者，健康管理機構還可以為他們提供上級醫療機構轉診和健康體重管理咨詢等服務。

　　她還認為，應該進一步完善肥胖診斷與治療環節的政策制定，加強肥胖專科診療能力建設。

　　“當前我國肥胖臨床診療實施性政策還不太完善。”在王一書看來，為保障并促進肥胖癥臨床診療在各級醫療機構的規范與發展，應出臺肥胖臨床規范診療流程等相關技術方案，同時將肥胖診治納入相關慢性病疑難雜癥的多學科診療（MDT）之中，進一步提升相關病患的治療效果。

　　作為一名臨床一線的醫生，王一書建議，針對肥胖癥及其導致的疾病負擔，應該加強監測、信息收集與相關研究，為肥胖防治政策制定與實施的效果評價提供相關數據支持。

　　馬秀珍也認為，應該啟動“臨床+科研”的實踐模式。比如，通過大數據和科研項目探討形成符合中國肥胖和超重患者特征的管理模式，這套模式當以臨床肥胖相關慢性病監測為主、社區肥胖咨詢為基礎。

　　在她看來，必須緩解肥胖藥物治療的困境。她建議，應研發或引進更多可選擇的治療肥胖的藥物，建立適合中國人群的藥物治療標準和方案。

　　完善兒童肥胖防治指南

　　在兒童變成患者進入醫院之前，應對肥胖問題還有諸多工作需要完善。比如，馬秀珍觀察到，我國尚未形成公認的肥胖生活方式干預方案。盡管超重和肥胖問題有多個管理、營養、治療等指南或共識，但相互之間缺少系統性和協調性，導致臨床執行度不足。

　　她認為，當前有必要分人群完善我國的肥胖管理指南。“我國近20年里出臺了成年人肥胖預防管理的指南和專家共識，但兒童肥胖問題還未被明確。”

　　兒童肥胖問題怎么產生的？從事食品行業20多年的全國政協委員、上海來伊份股份有限公司總裁郁瑞芬覺得，一方面是部分家長太溺愛孩子，缺乏相應的青少年營養意識；另一方面也跟當前的兒童食品缺乏分類有關。兒童肥胖、性早熟，除遺傳、環境等誘因外，飲食不當、營養過剩是公認的“罪魁禍首”。

　　她咨詢了相關部門后發現，目前中國的兒童食品沒有較為嚴格的分類，因此她在今年全國兩會上遞交提案，希望由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牽頭，組織兒童食品安全專家、科研院所、高校、標桿食品企業共同參與制定兒童食品國家標準，明確兒童食品的專門分類，對兒童食品的營養成分、添加劑要求、包裝標識、營銷宣傳、質量指標等進行明確規定，讓各個年齡段的孩子都吃得更加健康。

　　“我們也調研了一下，其實84.5%的家長是希望買有‘兒童食品’字樣的食品，這樣生產者有了標準，購買的父母也有了標準。”不過，郁瑞芬也表示，兒童食品的標準一定要由營養協會、科研單位跟龍頭食品企業建立。

　　此外，她提到，亟須填補“兒童食品”分類分級及相關法律法規空白。她還希望能由國家衛健委牽頭制訂“兒童營養膳食指南”。同時，研究機構、學校、社會公益機構等都可以積極開展兒童食品安全健康教育。如有條件，中小學校、幼兒園也可面向兒童、教師、家長，設計兒童及青少年食品健康的科普課程，幫助孩子們吃得有營養、吃出健康。（記者 胡寧 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