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文宜（山西大學文學院教授）

　　“高古”是中國詩學和美學史上一個重要的范疇，因其對尚古審美的涵蓋性，遂成為一個普適性概念，在詩書畫各類藝術品評中使用頻次極高。表面看來，“高古”似乎意思很顯明，“高”與“低”相對，“古”與“今”“近”相對，也即指一種高邁古質而超越淺近低俗的品味格調，如人們常引用清人孫聯奎的解釋：“高對卑而言，古對俗而言。”（《詩品臆說》）還有楊廷芝的解釋：“高則俯視一切，古則抗懷千載。”（《詩品淺解》）這些都是經典解釋，但也只是普遍原理的通義之解，其實遠非如此簡單。從《四庫全書》的檢索中，我們可發現，雖然都是以“高古”評判作品，但所指和表達的含義并不盡同。如宋代黃庭堅評陳師道“作語極高古”，宋《李希聲詩話》云“唐人作詩正以風調高古為主”，元辛文房《唐才子傳》評唐人的詩“氣格高古”，顯然具體意指不一。由此足見“高古”范疇的包容性、多義性、能指與所指的差異性。索緒爾語言學深刻地揭示了語言表意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其“能指”代表了語詞能夠指示的基本范圍和基本意義，而實際傳達出來的究竟是什么，則在不斷借助其他所指的過程中會被“延宕”“豐滿”甚至“變異”。“高古”范疇突出具有這樣的特性。如前述“高古”一般指高邁不流于近俗，但問題在于，其特定內涵是指什么？這就出現了不同的理解與體驗、不同的指向與意蘊，從而也就形成“高古”義界的歷史流變和歧義。綜觀中國詩歌美學的發展演變，“高古”范疇主要有三個節點最值得注意，一是東漢時期王充的最先拈出和審美運用，二是晚唐司空圖《二十四詩品》“高古”風格論的建構與流行，三是宋元之際以郝經為代表的儒學化取向與重構。

　　追溯“高古”一詞的最早出現是為王充的《論衡》。在此之前，只能見到“高”或“古”的單音詞用法。例如“高”，其本意指高低之差，如《莊子·人間世》謂櫟社樹“其高臨山，十仞而后有枝”；《左傳》“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指高傲，老子《道德經·春秋》又有高貴之意，所謂“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就“古”來看，《左傳》中有“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或“古之制也”，還均為時間上遠古的意思；但到《論語》中孔子的“信而好古，竊比我與老彭”，《老子》“能知古始，是謂道紀”以及《莊子》中的“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對“古”已充滿崇敬依戀之意，上升為蘊含典范性的審美意識。顯然，上述單音字本身已具有褒義色彩，這種褒義性，到王充這里被組合為雙音詞“高古”時，就更被賦予了一種審美意義。其《論衡·超奇篇》首開先河，用“高古”一語來對文辭、文人、文章進行審美評價：

　　長生說文辭之伯，文人之所共宗，獨紀錄之，《春秋》記元于魯之義也。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果甘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長生家在會稽，生在今世，文章雖奇，論者猶謂稚于前人。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為古今者差殺哉？優者為高，明者為上，實事之人，見然否之分者，睹非卻前，退置于后，見是，推今進置于古，心明知昭，不惑于俗也。

　　在王充這里，“高古”已成為一個審美范疇，它既指文章作品的一種品質，也指審美主體的一種趣味喜好，但他是站在反向立場上對那些“好高古而下今”的人給予批評的，認為古今其實是一樣的，各有其價值意義，不應該只是好高古而抑今近，所謂“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貴所聞而賤所見”，從一般歷史觀出發指出了當時文人“貴遠賤近”的問題。

　　“高古”范疇的流行和在審美中的地位，是隨著晚唐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而形成的（今學界對作者有爭議，此處仍按原說）。在其之前，已有李白《古風》“圣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白居易《與元九書》“以淵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園”等說，而司空圖可以說將“高古”審美推進到一種普遍意義。他不僅給予“好高古”合法性，且將“高古”列作獨特而具有確定性的二十四種風格之一。在《二十四詩品》第三品“高古”中這樣描述道：

　　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泛彼浩劫，窅然空蹤。

　　月出東斗，好風相從。太華夜碧，人聞清鐘。

　　虛佇神素，脫然畦封。黃唐在獨，落落玄宗。

　　按這一段形象化的描述，所謂“高古”，就像那超凡有道的神人乘風而行，手托一束芙蓉，泛彼塵世后縹緲空蹤；又像和風明月下的華山夜碧和清鐘傳聲的仙境，終以寄心于太古、風神超乎俗規而抵達高邁玄雅的韻致。顯然，司空圖這里關于“高古”的論述旨意玄妙、意蘊幽遠，詩的高古境界就像是神人一樣清虛曠古、與玄冥大道融為一體，正如郁沅先生所說這是一種明顯的道家精神：“以道家的老、莊哲學為基礎，強調養氣修身的道家處世態度……從理論敘述到人物形象都是徹底的道家。”從此，“高古”作為一種風格范疇或審美崇尚，產生了廣泛影響，貫穿于宋元明清的詩歌品鑒中。如所周知，在中國詩學史上，顯然司空圖的這樣一種“高古”說影響最大，像唐末張為《詩人主客圖》以孟云卿為“高古奧逸主”，北宋蘇軾評魏晉以來詩人“高風絕塵”等，皆為司空圖佛道一脈。然而，不可忽略的是，在南宋金元之際的儒學興盛背景下“高古”論的一種轉向，如南宋嚴羽在《滄浪詩話》中評阮籍《詠懷詩》“極為高古，有建安風骨”，評韓退之《琴操》“極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賢所及”，都透射出南宋理學的語境影響。尤其同時代北方名儒、詩文大家郝經，論詩亦尚“高古”，卻全然有別佛道之義，表現出一種儒學化的經義界說與重構。

　　郝經是元初北方社會正統文化的代表人物，理學和經史之學猶有家學傳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介說：“其生平大節炳耀古今，而學問文章亦具有根柢……故其文雅健雄深，無宋末膚廓之習；其詩亦神思深秀、天骨秀拔，與其師元好問可以雁行。”在此學術背景下，郝經論“高古”與司空圖大不同，也可以說是一種顛覆，就《郝文忠公陵川文集》有關序跋、書信、雜著等計，總共有10多篇談到“高古”，并有系統闡述和完整的思想。具體說，首先是建立在理學或曰新儒學哲學本體論之上。郝經是明確反對佛道的，批判“佛老之害也內”，正像有學者將其詩文論特色概括為宗經、征圣、崇古、尚實，在他看來，“昊天有至文，圣人有大經……自源徂流，以求斯文之本，必自大經始”，所以其崇古宗經，以《詩經》為“德合天地”之法則，所謂“《詩》之所以為《詩》，所以歌詠性情者，只見三百篇爾”。其次，是對“高古”概念所賦予的經義解釋與蘊含。

　　他曾言“高古遠探秦漢前，奧雅要繼《詩》《書》后”（《讀麻征君遺文》），“至于郊廟樂章民謠歌曲，莫不渾厚高古，有三代遺音”（《一王雅序》），其中最具代表性和詳論的是《與撖彥舉論詩書》中對“簡靜高古”的提出和釋義：“至蘇、李贈荅，下逮建安，簡靜高古，不事夫辭，猶有三代之遺風。”這便都指向了秦漢前三代儒家經典與經義。對漢代蘇李詩，鐘嶸《詩品》列為上品，郝經認為其所以達到“高古”之境，就在于不追逐辭工，而有著三代淳樸渾厚之風。此處“簡靜”猶有深意，金儒王若虛《贈昭毅大將軍》有“公敦樸簡靜，而辭色溫溫，接物極愷悌”，宋代理學家周敦頤《太極圖》提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顯然郝經的“簡靜高古”已非司空圖的清虛超逸，而體現了一種儒家人格精神和審美意蘊。

　　正是在此意義上，郝經在《與撖彥舉論詩書》中進一步闡述說：“詩，文之至精者也，所以歌詠性情，以為風雅。故攄寫襟素，托物寓懷，有言外之意，意外之味，味外之韻。”他認為，凡辭勝侈靡之文，都與風雅、高古相悖：“至李杜氏，兼魏晉以追風雅，尚辭以詠性情，然而高古不逮夫蘇李之初矣。至蘇黃氏，而詩益工，其風雅又不逮夫李杜矣……蓋后世先為辭藻，茅塞思竇，擾其興致，自趨塵近，不能高古，習以成俗，昧夫風雅之原矣。”在這里，“高古”與“風雅”幾近成為可以互換的同義詞，著實體現了“高古”論的一種經義轉向和風雅蘊含，可謂是一個本原意義上的新發展。雖然宋元之后，仍有很多人對“高古”的意涵作解使用，但大體主要三種指向，即“格”“調”“辭義”“文法”的層面，司空圖的“風格”說層面，郝經所強調的“風雅性情”層面，如明清時期的李夢陽、張謙宜、謝榛、劉熙載、方東樹等都有相應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