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古代文藝思想的演進過程中，一代代理論家綜核名實、敷衍陳說，形成了一系列關鍵概念和詞匯，構成了古代文論體系基石。通過擘析釋義、考鏡源流，探討、研究這些關鍵詞，對理解古代文藝思想可收綱舉目張之效。本版特約請三位專家圍繞古代文論關鍵詞撰寫文章，以饗讀者。

　　作者：吳中勝（贛南師范大學教授）

　　《尚書》人稱“文章之祖”，是后世諸多文章的祖根。《尚書》確立了眾多文體的文章體制，垂范后世。《尚書》記言的同時，也有記事，甚至是后世“記事本末”的始祖，啟發(fā)了后世的諸多文章學觀念。與其實用性的鮮明特征相適應，《尚書》提出的“辭尚體要”影響深遠，成為中國文章學的一個重要理念。

　　《尚書》既然是“政書之源”，服務于軍國大事，當然是其第一行政要務，也就是說，實用性是其鮮明特征。劉勰說：“唯文章之用，實經(jīng)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jīng)典。”（《文心雕龍·序志篇》）《尚書》開啟了中國文章學的實用傳統(tǒng)。關于《尚書》各體文的功用，吳林伯說：“大抵典以示常法，謨以陳謀議，誥以告眾民，誓以訓師旅。”（《〈文心雕龍〉·義疏》上冊）理論是實踐的歸納和總結，中國文章學重實用的理論品格，是與《尚書》重實用的文章實踐分不開的。章學誠：“《尚書》無一空言，有言必措諸事也。后之輯章奏者，但取議論曉暢，情辭慨切，以為章奏之佳也，不備其事之始末。雖有佳章，將何所用？”（《文史通義·書教中》）既然強調(diào)實用性，中國文章學對言辭就要求簡明曉暢，也即“辭尚體要”。劉勰說：

　　《易》稱辨物正言，斷辭則備；《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故知正言所以立辯，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辯立有斷辭之義。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見也。（《文心雕龍·征圣篇》）

　　劉勰在這里提到的“辭尚體要”，出自《尚書·畢命》：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余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從言辭崇尚角度來看這段話，有相反相成的兩方面主張：“辭尚體要，不惟好異”。言辭要簡明扼要，不要喜好立異。孔穎達《尚書正義》：“言辭尚其體實要約，當不惟好其奇異。商之舊俗靡靡然，好相隨順、利口、辯捷、阿諛、順旨者，惟以為賢，余風至今未絕。公其念絕之哉，戒畢公以治殷民之法。”正如清代方以智說：“《典》《謨》爾雅，訓體約厚，隆古尚簡故耳。”（《文章薪火》）

　　崇尚簡明要約，反對浮華怪異，這種思想深刻影響著中國文章學的話語建構。孔子就是這一思想的忠誠實踐者，他認為：“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論語·為政》）“文勝質(zhì)則史。”（《論語·雍也》）“辭達而已矣。”（《論語·衛(wèi)靈公》）。孟子也反對淫辭邪說：“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诐行，放淫辭，以承三圣者；豈好辯哉？”（《孟子·滕文公下》）東漢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家王充反對“虛妄”，主張“實誠”：“虛妄顯于真，實誠亂于偽，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雜廁，瓦玉集糅，以情言之，豈吾心所能忍哉！”（《論衡·對作》）劉勰也主張明白曉暢的語言：“《書》實記言，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故子夏嘆《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又：“《尚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即暢。”（《文心雕龍·宗經(jīng)篇》）拿注解經(jīng)典來說，劉勰就反對煩瑣的章句之學，像秦延君注《堯典》，10萬多字；朱普解《尚書》，30萬字，令人“惡煩”，后人“羞學”。相反，“若毛公之訓《詩》，安國之傳《書》，鄭君之釋《禮》，王弼之解《易》，要約明暢，可為式矣。”（《文心雕龍`論說篇》）一正一反，體現(xiàn)劉勰反對繁雜，主張要約明暢的文辭主張。“辭尚體要”成為中國文章學在言辭方面的重要主張，其精神貫穿中國文論始終。《文心雕龍》凡7次提到“體要”一詞：“《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體要所以成辭。”“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文心雕龍·征圣篇》）“雖讀千賦，愈惑體要。”（《文心雕龍·詮賦篇》）“是以立范運衡，宜明體要。”（《文心雕龍·奏啟篇》）“《周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蓋防文濫也。”（《文心雕龍·風骨篇》）“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文心雕龍·序志篇》）等，而且劉勰明言“體要”一詞來源《尚書》，可見《尚書》對《文心雕龍》話語建構的深遠影響。

　　《尚書》主張辭尚體要，自然反對“巧言令色”：“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也壬？”（《尚書·皋陶謨》）皋陶重視的是聰明又有恩德的人，反對“巧言令色”的奸佞小人（壬）。皋陶提出“行有九德”的觀點，所謂“九德”即“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尚書·皋陶謨》）《尚書》另一處也提到“巧言令色”：“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尚書·冏命》）這一觀點直接影響中國文章學的言辭取向，所謂“美言不信。”（《道德經(jīng)》）“巧言如簧。”（《詩經(jīng)·巧言》）“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巧言亂德。”（《論語·衛(wèi)靈公》）劉勰說：“過悅必偽，故舜驚讒說。”他也是反對縱橫家們的“騁其巧辭”。（《文心雕龍·論說篇》）明代楊慎梳理中國文章學文辭觀演變時說：

　　《書》曰“辭尚體要”，子曰“辭達而已矣”，《荀子》曰“亂世之徵，文章匿采”，揚子所云“說鈴書肆”，正謂其無體要也。吾觀在昔，文弊于宋，奏疏至萬余言，同列書生尚厭觀之，人主一日萬幾，豈能閱之終乎？其為當時行狀、墓銘，如將相諸碑，皆數(shù)萬字。朱子作《張魏公浚行狀》，四萬字猶以為少。流傳至今，蓋無人能覽一過者，繁冗故也。元人修《宋史》，亦不能刪節(jié)。如反賊李全一傳，凡二卷，六萬余字，雖覽之數(shù)過，亦不知其首尾何說，起沒何地。宿學尚迷，焉能曉童稚乎？予語古今文章，宋之歐、蘇、曾、王，皆有此病，視韓柳遠不及矣。韓柳視班馬又不及。班馬比三《傳》又不及。三《傳》比《春秋》又不及。予讀《左氏》書趙朔、趙同、趙括事，茫然如墮矇瞆。既書字，又書名，又書官，似迷語誑兒童者。讀《春秋》之經(jīng)，則如天開日明矣。然則古今文章，《春秋》無以加矣。《公》《榖》之明白，其亞也。《左氏》浮夸繁冗，乃圣門之荊棘，而后人實以為珍寶，文弊之始也。愛，忘其丑，可乎？（《升庵集·論文》）

　　楊慎也是把《尚書》的“辭尚體要”視為中國文論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發(fā)揚則是好文風，背離則是文壇弊病。

　　清初顧炎武則進一步擴大“巧言”的范圍，能巧言卻不為是大勇之士：“《詩》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巧言亂德。’夫巧言不但言語，凡今人所作詩賦碑狀，足以悅人之文，皆巧言之類也。不能不足以為通人，夫惟能之而不為，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剛毅木訥為近仁。學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日知錄》）

　　晚清劉熙載也推崇“辭尚體要”，他說：“約，其如《書》所謂‘辭尚體要’乎？”又：“文之道，可約舉經(jīng)語以明之，曰：‘辭達而已矣’‘修辭立其誠’‘言近而指遠’‘辭尚體要’‘乃言厎可續(xù)’‘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易其心而后語’。”（《藝概·文概》）其中就有“辭尚體要”。可見，《尚書》對中國文章學反對浮華辭藻的觀點有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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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報》（2023年09月25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