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連曉雨、張明（分別系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生、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說，“中國文學的長河，是以詩歌為主流的”。中國是詩的國度，中國古代詩歌的高峰是人們常說的唐詩，但魏晉詩歌同樣是中國詩歌長河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賢、三張、二陸、兩潘、一左，這些魏晉時期的詩人在中國詩壇上熠熠生輝，其詩作同樣不乏名篇佳句。

　　閱讀欣賞魏晉詩歌，會發現其中存在大量“我”字入詩的現象。據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的記載統計，魏晉詩歌“我”字直接入詩共涉及92位詩人的449首詩（累計858句）。從指向上來看，含“我”的魏晉詩歌除了少數指詩人之外的他人他物外，多數均指詩人自我，我們姑且稱之為自我類詩歌。

　　魏晉詩歌“我”字入詩是較為明顯的現象。那么，這一現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字作為詩人寄托個體情感的重要對象，關乎詩歌主旨以及情感的傳達，在魏晉詩歌創作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從詩歌內部發展來看，“我”字入詩，于先秦詩歌尤其是《詩經》中已多有所見，漢樂府中的“我”字亦是屢見不鮮，東漢無名氏所作《古詩十九首》中同樣也有“我”字的使用。魏晉詩歌汲取前人這一作詩傳統，在詩歌中使用了“我”字。

　　魏晉詩歌中的涉“我”詩句，有一些是對《詩經》詩句的引用或化用，詩人借此表現魏晉時代主題下文人自己的精神世界與情感訴求。魏晉詩歌之“我”受《詩經》影響，不外乎兩種情況：一是直接襲用《詩經》成句，如曹操《短歌行》“我有嘉賓”取自《小雅·鹿鳴》。二是化用《詩經》詩句，如陸機《擬明月何皎皎》“我行永已久”，化用《小雅·六月》“我行永久”。從以“我”入詩的魏晉詩歌對《詩經》具體詩篇的襲用與化用，能夠看出魏晉詩歌所受到的《詩經》的影響。

　　盡管從建安到東晉，詩風是變化的，但在“我”字入詩這一點上的確是有共性的，這一共性與始于《詩經》的中國古代詩歌傳統有關。中國古代詩歌的主體是抒情詩，情感抒發是作詩的目的。《毛詩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詩歌抒發的是詩人主體的情感，而作為第一人稱代詞的“我”，無疑是詩人主體情感抒發最直接、最明顯的指稱。以“我”入詩寫作詩歌就是中國古代詩歌的一個傳統，魏晉詩歌是中國古代詩歌的一個發展階段，自然符合中國古代詩歌的這一傳統。

　　《美的歷程》一書中提出，“從東漢末年到魏晉，這種意識形態領域內的新思潮,簡單來說，就是人的覺醒”“即在懷疑和否定舊有傳統標準和信仰價值的條件下，人對自己生命、意義、命運的重新發現、思索、把握和追求。”個體存在的強烈意識即人自身的覺醒，魏晉“人的覺醒”這一時代思潮，自然會體現在魏晉詩人的詩歌創作中。而以“我”字入詩，適合直抒胸臆，適合表現強烈歸結于自我的主體情感，彰顯主體意識之“我”，契合魏晉詩人自我意識發展的現實需求。比如魏晉的羈旅行役詩，詩人們以“我”入詩，清晰表達了個人的主張與情感。魏晉詩人生當亂世，多有因不同原因而背井離鄉者。行旅之“我”在艱難亂世尋求立足之道，在國家命運與個人境遇之間注入深沉憂思。大致說來有：羈旅而處家國百姓世界中的“我”，羈旅而處人世情感世界中的“我”，羈旅而處個體精神世界中的“我”。家國百姓境界中的“我”多是曹魏詩人寫作的，個體精神世界中的“我”多是兩晉尤其是東晉詩人寫作的。這與曹魏到東晉思想發展的進程是一致的。

　　在“人的覺醒”這一時代思潮的影響下，魏晉詩人的羈旅行役詩寫出了不同的“我”，其他游仙詩、隱逸詩等題材的詩歌同樣彰顯著“我”這一個體的自我意識與情感訴求。正如章培恒所說：“由于自我意識的加強，文學的社會責任感減弱了。文學創作首先不是為了滿足社會的需要，政治、教化的需要，而是為了滿足自己，獲得心靈上的快感。”

　　從漢語語言發展情況來看，“我”“余（予）”“朕”作為第一人稱代詞最早可追溯到甲骨文，在《尚書》《詩經》等先秦文獻中使用的較為普遍。“朕”因作為帝王專稱而退出第一人稱代詞的原因眾所周知。“余（予）”的萎縮，“我”的使用越來越普遍，洪波認為其主要原因是謙敬這一語義功能的不同，“我”由于沒有“余（予）”“朕”那樣的語義功能（“余”表謙卑，“朕”表尊敬），在使用上就沒有那么多的限制，生命力強大，所以一直沿用下來。上古漢語還有一個比較常用的第一人稱代詞“吾”。王力、向熹均指出古漢語口語發展過程中“我”取代“吾”的事實，且均猜測了取代發生的時代。朱慶之撰文認為，上古漢語第一人稱代詞除了“我”都退出口語這一重要變化，最晚在東漢時期已經結束。

　　據上述研究者的研究可以判斷，“我”在魏晉時期應是存在且廣泛使用的第一人稱代詞，魏晉詩人欲以第一人稱代詞在詩歌中抒寫個人情志，“我”無疑是最佳且最現實的選擇。在自我意識覺醒的魏晉時代，詩歌中使用“我”更能突出抒情主體的內心世界，因為它廣泛存在且在使用上沒有謙卑與尊敬的語義功能。所以，魏晉詩歌以“我”入詩也是漢語語言自身發展的一個選擇。

　　基于上述原因，魏晉詩歌大量使用“我”字就成為必然。“我”在詩中不單純是第一人稱代詞，而且是具有相當表現力的藝術符號。它在魏晉詩歌中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我”在魏晉詩歌中反映了時代風尚，代表著魏晉詩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展現了主體意識高揚的時代風采，呈現了詩人真實而復雜的心靈世界。在那樣一個特殊的時代，無論主觀上還是客觀上，“我”字都必然會被詩人們用到詩歌創作中。

　　《光明日報》（2023年11月23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