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評介】

　　作者：趙大旺（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我國西北地區的甘肅、新疆是陸上絲綢之路中國段的孔道和核心區域，因此西北史地研究與“絲綢之路”研究有著天然的聯系。劉進寶教授最新推出的《西北史地與絲路文明》（甘肅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正是西北史地與“絲路”研究相結合的有益探索。

　　　西北史地研究與“絲路”研究比翼齊飛

　　西北地區，尤其是甘肅河西走廊，是絲路文明交流、融合的重要通道。多元文明的交融塑造了西北地區獨特的歷史文化。因此，西北史地研究與絲路文明研究可以互相促進、互相推動。劉進寶對此早有認識，曾提出西北史地研究“不能將其局限在河西、甘肅，要放在絲綢之路、中西文化交流的視野中考察”。

　　該書以西北史地研究為基礎，探討絲綢之路與西北地區歷史文化的關系，尤其彰顯了蘭州在絲綢之路上的地位。該書專門探討古代蘭州的交通，指出“早在張騫通西域之前，我國中原地區經過蘭州、河西走廊到西域，乃至西亞、歐洲的交通道路早已出現，只不過名稱不叫‘絲綢之路’罷了”。漢代張騫通西域，漢武帝打敗匈奴，設置河西四郡，漢昭帝時又設置金城郡，“金城郡的建置就是中西交通的產物”。由于絲綢之路的推動，“蘭州逐漸成為西北地區經濟貿易的重要關口”。作者將漢代以來蘭州的交通放在整個中西交通發展的大背景下進行考察，指出“古代蘭州的交通，是整個中西交通的一個組成部分”。

　　除了蘭州外，不少西北小城僻處西陲，卻能在絲路繁榮的大環境下發展成為國際化的貿易都市。如隋代張掖，“成為隋唐時期一個重要的國際貿易城市”。唐代武威，“為河西都會，襟帶西蕃、蔥右諸國，商侶往來，無有停絕”（《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又如敦煌，“華戎所交，一都會也”。唐天寶年間，“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資治通鑒》卷216）?？梢哉f，西北地區欣欣向榮的繁榮景象正是絲綢之路的饋贈。

　　　西北地區多民族發展與雙向共贏的絲路貿易

　　西北地區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絲綢之路上各民族往來貿易，交流融合，造就了西北地區多民族共居和多元文化匯聚的獨特景觀。先秦時期有戎、羌、氐，秦漢時期有匈奴、月氏、烏孫，后來還有吐谷渾、吐蕃、回鶻、黨項等民族。漢代接收渾邪王十萬降眾時，采取了“因其故俗為屬國”的制度。“屬國”體制保留了匈奴人原有的社會組織和生產生活方式，寬容的民族政策推動西北地區多民族共居局面的形成，和諧的民族關系促進了絲綢之路的繁榮。漢唐時期，絲綢之路上建立過很多民族政權，但都未影響絲綢之路的暢通與繁榮，絲綢之路的繁榮是沿線民族合作聯動的產物，而各民族互相聯動的基礎首先是沿線民族友好交往、民心相通。

　　貿易雙方的雙向共贏也是絲路長期繁榮的重要原因。作者提出，絲路貿易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共贏的。東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是“不斷地交流、發展、融合后，再交流、再發展、再融合，從而達到了更高的發展”。他以“佛教的倒流”為例，指出佛教并非簡單地從西向東單向傳播，經過中國佛教界的改造和發展后又傳回中亞、印度，從而對中亞和印度的佛教作出貢獻。作者還以“波斯錦”為例說明中國與古代波斯在紡織技術上的互相影響，體現了“雙向共贏”這一主題。

　　書中指出，絲路貿易的主體是“轉輸貿易”，在古代絲綢之路的各個重鎮，都有數量不等的胡商或胡人聚落，“胡人尤其是粟特人充當了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擔當者”。由于轉輸貿易的需要，絲路上很多重鎮是“商胡”入華之路，也是商貿中心。如新疆的吐魯番，“一些商胡從西邊來到高昌后便不再東行，而是將貨物在當地出售，東邊來的商人也不再西行到貨物的產地去收購商品，而是在高昌購買后，再到其他地方去出售”。正是因為絲路貿易的這個特點，沿線一些城市成為國際貿易集散中心，如君士坦丁堡、巴格達、敦煌、吐魯番、蘭州等。絲路貿易的主要承擔者，來自中亞的粟特商人成群結隊地徙居中國并長期定居，其后裔有的繼續經商，有的則在中國入仕，完全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本書關于絲路“轉輸貿易”的提出及論證，使以前絲路研究中一些模糊的問題更加清晰，開闊了絲綢之路研究的視野。

　　　西北史地研究與生俱來的經世情懷

　　晚清以來，帝國主義侵略造成了我國西北邊疆的危機。中國學者希望通過學術研究尋求解決的途徑，“西北史地學”成為一時顯學。正如梁啟超所言，“一時風會所趨，士大夫人人樂談，如乾嘉間之競言訓詁音韻焉”。“西北史地學”從其產生時起，就被賦予了“經世致用”的時代特征。

　　書中認為，西北文化多元共存，包括敦煌文化在內的“五涼文化”并不是西來的，而是中華傳統文化吸收外來文化后形成的地域文化。正如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說：“中華傳統文化是敦煌文化的根和魂?！保ā豆饷魅請蟆?023年1月16日史學版）而該書對“絲綢之路”概念的辨析，也體現出強烈的現實關懷。鴉片戰爭以后，西方考察家、探險家以調查為名深入我國西北邊疆，搜集情報，為列強侵華服務。“絲綢之路”這一名稱的發明者李?；舴揖褪窃谶@種背景下來中國考察的，他在中國的游歷“帶有強烈的為列強提供情報，便利其經濟擴張的目的”，其所定義的“絲綢之路”也是狹隘的、簡單的。隨著學界研究的深入，今天的“絲綢之路”概念和內涵已完全不同，成為“古代中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統稱”，我們應該大力加強“絲綢之路”研究，以“站在國際學術的前沿，發出中國聲音”。

　　《光明日報》（2023年12月04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