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爭鳴】

　　編者按

　　近年來，藝術史研究呈現出跨學科的傾向，具有語言學、歷史學、人類學、考古學、知識考古學等背景的學者進入藝術史研究領域，帶來了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拓寬了研究的對象和范圍，豐富了研究的內容和角度，推動了藝術史研究的演變。與此同時，這也引發了不少擔憂，有些學者認為多元的研究視角忽略了藝術本體，弱化了藝術審美，“跨界”和“交叉”存在學科邊界不清的風險。如何既堅持學科傳統又開拓創新，既增強學科活力又不迷失方向，本期邀請兩位學者分別從不同角度對此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

　　作者：董麗慧（北京大學藝術學院研究員）

　　從學術的角度說，藝術史研究方法有“向內”和“向外”之分：所謂“向內”，指藝術史研究更側重“藝術”，即關注藝術作品可見的本體，致力于分析視覺文本、筆墨語言、風格形式等，這是傳統書畫鑒賞、文物修復、分期斷代的主要方法；所謂“向外”，指藝術史研究更側重“歷史”，即挖掘藝術現象背后不可見的生產機制，致力于剖析作品的社會背景、文化語境、政治意涵等。這兩種研究方法，前者更古老，扎根于魏晉以來的文藝“品評”傳統，是20世紀后期我國藝術史論學界主要的研究方法；后者受20世紀末歐美學界“新藝術史”和“視覺文化研究”影響，近年來逐漸成為我國藝術史學界的一種主流研究方法。

　　這兩種不同的研究方法孰優孰劣、應以哪種為主，藝術史學者常有一些爭論。持“向內”觀點的一方，主張拋棄“新藝術史”，以古為新，尋回更本源的方法論；持“向外”觀點的一方，主張走出“藝術史”，分析得失，尋找更新的方法論。二者區別，主要在于對未來路徑的走向預期不同：“向內”的一方主張后退一步，以退為進，捍衛藝術的尊嚴與邊界；“向外”的一方則主張向前一步，繼續跨界，開啟藝術史研究的更多可能。

　　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圖》，是宋徽宗趙佶在位時期，供職翰林圖畫院的宮廷畫家張擇端所繪。畫卷記錄了中國12世紀初葉，北宋都城汴京的城市面貌和當時社會各階層人民的生活狀況。它不只是一幅精美絕倫的畫作，也為我們提供了北宋大都市商業、手工業、民俗、建筑、交通工具等方面的第一手資料，成為后世對宋代社會多維度研究的寶貴圖像參考。有多位學者依據《清明上河圖》所呈現的汴京城市經濟圖卷，對宋朝城市經濟的狀況展開了研究：以“水運網絡”為運輸體系的快速物流通道；以“街市”為城市規劃基礎的生活環境；以便攜貨幣與金融管理機構為基礎的信用體系；等等。此外，在宋代官宅、家具形制，乃至飲食風尚等市民生活層面，也出現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圖為《清明上河圖》（局部）。

　　引發這一“內外”之爭的原因，至少有三點。

　　首先，隨著藝術史專業招生改革及這一學科影響力的擴大，國內藝術史研究者的專業背景從以藝術類專業為主，擴展至更廣大的人文社科專業，因而融入了更多非藝術學科的研究方法；其次，隨著國際學術交流增多，海外經典“新藝術史”研究成果給國內學界帶來了新的思路和視角；再次，進入讀圖時代，傳統藝術史聚焦于經典藝術品的研究，逐漸不能滿足受眾對于多樣視聽文本解讀的需求，更多非經典、非大師創作的文化產品成為藝術史的研究對象，“新藝術史”則以社會、階級、身份、性別等角度，為這類研究對象提供了藝術鑒賞之外更多元的研究方法。上述原因也分別反映出21世紀以來我國藝術史研究跨學科、跨文化、跨媒介的發展態勢。

　　那么，藝術史研究究竟應該“向內”回歸本體，還是應該“向外”繼續擴展？我認為，藝術史研究需要一種“向外”的有效跨界。跨界不僅是藝術史作為一門新興人文學科的基本特點，也是這一學科在全球范圍內發展走向的大勢所趨。當下的問題不是要不要跨界，而是如何避免短期功利主義的無效跨界，實現長期互惠互利的有效跨界，進而實現藝術史與更多樣學科、更多元文化、更多媒介資源的共創共生。

　　實際上，“向外”跨界與“向內”關注藝術作品本體，兩種方法并不是對立的。“向內”的所謂不跨界，在實質上往往以某種對本真性的堅守構筑了有效跨界的基石，正如有效的“守舊”可能比無效的“創新”更有助于實現真正跨界。與古為新，本就是從時空跨界中汲取傳統文化資源，天然就是推進跨界的一種有效手段。因此，“向內”也可以是實現“向外”的一種手段。

　　需要強調的是，我在這里說的跨界是指有效跨界，是針對虛假的、形式主義的、為新而新的無效跨界而言的。

　　無效跨界的藝術史研究，在學科建設中，要么將藝術現象和歷史事實簡單嫁接，要么視藝術作品為已知歷史敘事可有可無的點綴，要么以模式化的研究方法肢解藝術的魅力，既對探究藝術和歷史新知無所助益，也不利于研發適配于藝術史學科的有效方法論。無效跨界的藝術史研究，往往以跨界為目的和終點，對自身和其他學科、文化、媒介研究均無實質貢獻。

　　有效跨界的藝術史研究，則將跨界作為方法和起點，跨界的意義不在破界和出界本身，而在以具有能動性的跨越行為抵達更宏闊的視野。有效跨界藝術史研究的目的和終點，恰恰在于更好地認知與解決本學科根本性的藝術本體問題——在跨學科意義上，博采眾長以解決其他學科不以為意的藝術問題；在跨文化層面上，求同存異式發掘相較其他文化資源的優秀本土藝術價值；在跨媒介研究方面，以深入媒介特質和引入非傳統媒介的方式拓展新時代藝術的定義和邊界。因此，相比“向內”回歸的藝術史研究，有效跨界的藝術史研究不僅關注藝術本體問題，更堅持探索藝術本可能、還可以是什么。

　　從藝術史研究本身的發展歷程來看，16世紀意大利“藝術史之父”瓦薩里對師友生平軼事的記錄和整理、19世紀作為一門現代人文學科在德語地區的創制、20世紀初在歐洲大學普及、兩次世界大戰間隨大量歐洲學者移民傳播至美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藝術史”和“視覺文化研究”異軍突起，這條西方主流藝術史方法論線索，呈現出從早期傳記式寫作，到現代學科成形期致力于作品分析，繼而從20世紀之交，針對架上藝術和古物的圖像學與形式分析研究方法，到20世紀后期以藝術社會學等方法，對包括大眾文化在內的作品和現象進行分析研究的發展態勢。然而，這一線性展開的、以進化論模式構建的藝術史主流方法論敘事，其西方中心主義的問題也是十分明顯的。因此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藝術史前沿領域中，“新藝術史”研究也因其單一文化視角而遭到廣泛質疑。進入21世紀以來，已明顯呈現出“新藝術史”向“世界藝術史”研究方法轉向的趨勢。

　　從現象上看，國際學界這一方法論轉向，印證了藝術史研究在跨文化方面持續的發展趨勢。從本質上看，這也表明西方中心主義話語主導的藝術史研究已面臨資源枯竭。在此情勢下，有效跨界的藝術史研究，致力于尋找人類藝術綿延的真正基因，復原長期為現代單一學科、文化、媒介視角所遮蔽的藝術真相，既扎根于微觀層面，重識多種在地藝術現象的潛在價值，也著眼于宏觀層面，探究人類多民族文化藝術資源的生成機制。那么，中國學者能貢獻何種有效的文化資源，闡明何種藝術現象，建構何種學術理論，拓展何種切實而充滿活力的藝術史研究方法論？對這一系列問題的探究，既是推進藝術史研究有效跨界的初衷，也是當下藝術史研究者肩負的使命。

　　《光明日報》（2023年12月15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