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昌俊

　　多地限制教師“非正常”流動。據浙江省杭州市教育局公布的《2023年第二期“公述民評”面對面問政活動問題整改情況匯總表》，針對杭州西部山區教師人才外流現象，杭州市2024年底前將對西部區、縣（市）教師非正常流動作出政策限制。不僅杭州，記者梳理發現，江西、廣東、四川、云南、湖南等地教育部門，都對中小學教師非正常流動作出限制。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教師的流動，不管是從鄉村到城市，還是從落后地區到先發地區，對個人來說，這本是再正常不過的選擇。但是，面對鄉村教師的加速流失，越來越多的地方出臺政策，嚴控教師外調和辭職，也是迫不得已的選擇。

　　不過，實事求是地說，這樣的政策不僅難以規避爭議，對于其效果也不宜高估。一方面，用行政手段留人，在限制流動性，也即保住“存量”的同時，其實也可能降低農村教師崗位的吸引力，影響“增量”。畢竟，個人追求更好的職業發展永遠是一種本能。同時，若是“一刀切”地限制流動，也會造成一系列的公平問題，其中的邊界到底如何把握，很重要，也是難點；另一方面，限制流動雖然能夠在一定時期內降低教師流失的規模，但對于真心想出走的人來說，最終可能變成“留人難留心”，通過這樣的方式留下的教師，是否真的能夠發揮出該有的價值，恐怕也要打個問號。

　　所以，盡管理解這種行政手段留人的無奈一面，但是不得不承認，這充其量只能說是一種遏制教師外流的輔助手段。事實上，杭州市教育局也同時強調，鄉村教師參加職稱評審、教師榮譽評選時，給予適當傾斜。此外，將依法依規落實鄉村教師工資待遇，完善“越往基層、越在偏遠、越是艱苦，待遇越高”的鄉村教師收入調節機制；嚴格按照相關文件落實農村教師3項津補貼政策。

　　這其實是切中了一個根本性問題，那就是還是要靠待遇來留人。雖然近年來很多地方也都強調在職稱評定等方面給予鄉村基層教師更多的傾斜，但囿于地方經濟發展水平及綜合條件的限制，鄉村教師待遇低于城市教師，落后地區教師待遇低于先發地區教師的狀況終究還是普遍現象。因此，要更好留人，或者說要構建一種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地區的教師正常流動生態（雙向流動，而非單向流動），還是需要進一步從平衡好待遇上想辦法。

　　比如，在確保“教師的薪資收入不得低于當地公務員整體收入水平”的基礎上，同一地區內的鄉村教師待遇能不能整體高于城市教師？而為了弱化地方財力不足在保障教師待遇上的被動局面，可以在更高層面專門加大對鄉村教師的待遇保障力度。這也算是對農村教育的一種針對性支持和精準投入。此外，當前不少地方探索教師退出機制，能否利用好這一政策杠桿，為城鄉教師設置差異化的激勵機制，從而增加農村教師崗位的“性價比”優勢？

　　說到底，一個正常的教師流動生態，應該要被社會所追求。通過行政手段來限制教師流動，更像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應該看到，一些地方淪為教師的“流出高地”，背后有著較復雜的原因。包括生源和人口的流失、地方經濟發展水平的不足、公共服務的落后等等，要留住教師，還是要從多維度來發力。而這些，顯然不僅僅是教育議題。（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