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

　　在文學寫作中是否該運用方言呢？這是一個有意思的話題，表面上看這是作家的個人選擇，但其實也涉及對文學、時代與語言的深層理解。

　　方言聯系著一個地方的風土人情，更貼近創作者的生命體驗，鮮活生動，在藝術表達上也更具風格化，因而為一些創作者所推崇。但方言的運用也限制了作品的傳播范圍。《紅樓夢》《水滸傳》雖然有一些方言，主體還是古典白話，就比主要以吳語寫成的《海上花列傳》更具普遍性，流傳更廣。

　　現代以來，魯迅、茅盾、老舍的小說也有一些方言因素，但主體是現代白話。趙樹理小說中方言土語更多，讀起來卻很順暢，這與他大眾化的文學追求密切相關——“老百姓喜歡看，政治上起作用”。周立波在《暴風驟雨》中運用東北方言，在《山鄉巨變》中運用湖南方言，以貼近當地的風情風貌。柳青在《創業史》中敘述語言使用書面語，人物語言則融入了陜西方言，兼有史詩的莊嚴和生活的生動。無論魯迅還是趙樹理等人，其實都處于同一時空中，面對著共同的問題，那就是在一個現代漢語和普通話尚未得到充分推廣的時代，他們面對的是各地不同方言的讀者，他們需要克服或穿越不同的方言，所以他們的文學語言雖然汲取了方言因素，更主要的卻是普遍性和大眾化的追求。

　　新時期以來，作家寫作具有了語言自覺。上世紀80年代，王安憶、余華等作家就在文章中抱怨過，他們身為南方作家，在寫作中不得不把方言“翻譯”成現代漢語，這讓他們在構思與創作中多了一層困難。但同時，這也形成了他們更趨于書面語的獨特敘述風格。這種更加純粹的文學語言，甚至會讓一些具有方言色彩的作家感到羨慕，比如王朔就討論過孫甘露的語言，認為“他的書面語最精粹，他就像是上帝按著他的手在寫，使我們對書面語重新抱有尊敬和敬畏”。但在語言自覺的浪潮中，有一些作家的探索走向了極端：一種是大量使用方言土語，需要加上連篇累牘的注釋才能讀懂，這樣方言的運用并沒有抵達大眾，反而阻礙了與大眾的溝通；另一種則是書面語的極端化，滿紙翻譯腔，他們的語言成了一種信息“空轉”，雖然突顯了作家的個性，但終究“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也有人另辟蹊徑，比如韓少功的《馬橋詞典》《暗示》就“以方言為方法”，在對語言、方言、世界、思維的討論中重構了一個藝術世界。

　　在我們這個時代，方言問題的焦點也發生了變化。如果說以前的焦點是不同方言區的人是否能夠交流，為此，黨和國家大力推廣現代漢語和普通話；那么在推廣數十年取得非凡效果，交流的問題解決之后，現在的焦點就變成了是否應該保護方言的問題。方言關聯著一個地方獨特的文化傳統與風俗習慣。如果任其消失，那么各個地方失去了其獨特性，國家也會失去文化的豐富性與多樣性。近年來，“新東北寫作”“新南方寫作”“新北京作家群”“新浙派作家群”等蔚為大觀，方言寫作成為其中重要的因素，比如石一楓的小說既有京味兒，也蘊含著鮮活的時代氣息，蔡崇達的作品既有閩南的文化與語言特色，也有對小人物命運的思考。對于新時代作家來說，如何經由方言的特殊性講述中國故事，或者反過來，如何在對時代的描繪中保留方言的獨特性，都值得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