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北京市報告1例本地確診新冠肺炎病例，打破了之前56天無本地新增確診病例的局面。隨后幾日，病例數持續增加。6月16日，北京市將應急響應級別升至二級，拉響了首都戰“疫”警報。

　　根據國務院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制疫情防控組的部署，6月18日，江蘇、河南、浙江和山東4省分別派出流調隊，馳援疫情較重的北京市豐臺區和大興區。20余天的鏖戰，“馳援部隊”與“駐京部隊”并肩戰斗，共赴一場流調戰。

　　精英匯

　　這是一支由4個省組成的共40人的流調隊，每省10人，均為各省疾控中心的一線疾控人員，平均年齡38歲，可謂年富力強，其中5人有援鄂抗疫經歷。

　　王福如就是其中一員。身為江蘇省疾控中心駐豐臺區流調隊隊長的王福如，此前曾赴湖北黃石參與當地抗疫工作。

　　王福如告訴記者，6月17日下午接到任務后，當晚10點，江蘇省援京流調隊便組建完畢。隊員們均具有豐富的現場流行病學調查和應急處置經驗。

　　“在未做動員的情況下，半小時內就有113名同志踴躍報名。”河南省疾控中心駐豐臺區流調隊隊長康鍇說，6月17日晚，該省疾控中心從報名者中選取了10名精兵強將，這些隊員平均工作年限12年，多人曾在全國衛生應急技能競賽中獲得優異成績。

　　6月17日晚，對赴京的山東省疾控中心流調隊隊員而言，又是一個不眠之夜。山東省疾控中心駐大興區流調隊隊長袁群告訴記者，自1月20日山東省發現第一例輸入病例開始，多數隊員已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一線連續奮戰了近5個月。接到命令的那一刻，大家沒有猶豫，馬上收拾行囊。

　　6月18日晚，4支生力軍準時匯聚京城，分成20個流調小分隊，抵達疫情最為嚴重的豐臺區和大興區，并在第一時間與兩地疾控中心匯合，完成工作對接，迅速投入戰斗。

　　戰斗

　　浙江省疾控中心駐大興流調隊隊長何凡告訴記者，6月18日抵京后，立刻與大興區衛生健康委、大興區疾控中心進行全面溝通，協商明確了具體工作任務和人員分工職責，制訂了《浙援京疾控隊伍工作方案》，并根據專業特點和大興防控工作現狀，將隊員分別劃入現場流調處置組、疫情審核管理組和疫情研判分析組。

　　本次疫情的暴發中心——新發地市場商戶眾多，人流量巨大。為了將疫情規模控制在最小范圍，需要對每一例病例進行快速而精準的流調，迅速摸清其發病前14天內的活動軌跡，鎖定所有的密切接觸者并加以控制。

　　由于病例報告往往是在下午或晚上，因此，很多工作集中在午夜時分。隊員們撰寫完流調報告并整理完密接者信息表時，往往已是東方破曉。天亮之后，他們又要開始準備現場調查。

　　“我們與大興區定期開展疫情信息數據交流與溝通，掌握國內外及大興區疫情發展動態，建立病例一覽表，提取每份流行病學調查報告中的重要信息，形成專題分析數據庫。”何凡說。

　　他們協同山東援助隊，對大興區65例確診病例、5例無癥狀感染者和14起聚集性疫情數據開展深入分析，形成大興區疫情日分析報告16份與專題分析報告2份，涵蓋大興區疫情發展趨勢、感染來源、暴露特征、發現方式和隔離情況等多個方面的內容，預測疫情發展趨勢，提出措施建議。

　　印記

　　“太多難忘的經歷。”談及流調中的印記，王福如感慨道。

　　在一次確診病例的流調過程中，王福如和患者事先電話溝通面對面流調事宜。得知這位患者的手機充電器落在了首次就診的醫院，且手機很快就要斷電，無法與外界取得聯系，隊員們當即決定，即刻赴地壇醫院對其開展面對面流調，并帶去手機充電器。當驅車20多公里到達地壇醫院的隊員走進隔離病房、遞上手機充電器時，患者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調查結束時，患者的一句話讓王福如印象深刻。“我的手機24小時為您開機，如果還有需要補充的信息，您隨時給我打電話。”在后來的調查中，這名患者向流調隊提供了很多密接排查的線索。

　　康鍇說，某日晚，河南援京流調隊獲知豐臺疾控臨時接到凌晨入戶采樣任務。防疫隊5名隊員從當日晚11時至次日上午9時，深入4個高風險的社區，入戶對重點人員進行調查采樣。當脫下已經穿了近10個小時的防護服，攜帶來自16個高危家庭的25份靜脈血、25份咽拭子和65份環境標本回到豐臺區疾控中心時，大家才意識到已經連續工作了25個多小時。

　　促提升

　　20多天的抗疫工作，康鍇和同事們不僅注重高質量完成調查工作，還在繁雜的事務中抽出時間進行系統梳理和經驗總結。

　　“首先是守初心，以包容心和愛心關懷群眾。”康鍇說，當遇到被調查者的不配合甚至質疑、謾罵時，要忍耐、包容、換位思考。例如在得知某患者因擔心年幼孩子情緒低落時，隊員們自費購買玩具并及時送去，當面解開了患者的心結；在得知一位患者還有抑郁癥時，多次電話安撫，并聯系隔離點人員對其進行心理疏導。

　　“其次是要定恒心，以平常心和耐心抽絲剝繭。”康鍇表示，要耐心引導被調查者根據重要或特殊時間節點回憶活動軌跡，耐心走訪各種重點場所，串聯信息。通過組織隊內討論分析，梳理聚集性病例之間的關聯，結合流行病學史、實驗室檢測和環境衛生學調查結果追查傳染來源。

　　“還要強信心，以責任心和細心追根溯源。”康鍇坦言，要精細調查，不放過任何細節和可疑信息。充分利用支付記錄、刷卡記錄、乘車記錄，通過調取監控、實地走訪、專班協助、多方印證信息、報告互相對照等方式，獲得真實準確的信息；對流調報告字字斟酌，句句把關，留下鐵證。

　　何凡告訴記者，在援京期間，他發現大興區在本次疫情防控中有大量的好做法。比如，公安、衛生、社區“三合一”流行病學調查處置模式，特別是公安通過蹲點疾控、現場協同調查，不僅有效提升了調查對象的依從性，還能及時核查病例的活動軌跡。

　　“政府主導的聯防聯控工作機制是重大疫情防控的最佳選擇。”袁群說，抗擊突如其來的疫情，單靠一個部門一個行業是無法打勝仗的。北京的此次抗疫，在政府的統一指揮下，各部門各負其責，疾控負責流調、檢測和消殺，醫院負責病例救治，其他部門負責密切接觸者管理、社區防控、人員篩查、大數據核查等，效果明顯。但仍需進一步通暢各部門間信息共享渠道，以便防控工作協調一致，更合理地分配各種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