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之際，緬懷先烈，弘揚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偉大的抗戰(zhàn)精神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在中華民族抵御外侮、爭取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的偉大斗爭中，有一位藏傳佛教高僧義無反顧地投身中華民族救國圖存的洪流之中，四處奔走呼喊，號召中華民族團結(jié)起來抵抗帝國主義侵略，至死踐行“護國宣化”的誓言，他就是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曲吉尼瑪（1883年—1937年）。

　　上個世紀初，西藏處在風雨飄搖之中。英帝國主義侵入西藏，脅迫召開西姆拉會議，炮制非法的“麥克馬洪線”，慫恿西藏地方政府鬧獨立，挑撥制造內(nèi)部矛盾，導致九世班禪難以安身立命。為尋求中央政府庇護，1923年11月，九世班禪策馬東行，書寫了一段波瀾壯闊的奮勇抗爭史。

圖為九世班禪

　　奔走呼號 尋求救國圖存之道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陰影籠罩中國，中華民族處于多災多難的時期。九世班禪不顧勸阻，毅然前往內(nèi)蒙古，沿途宣傳抗日救國，號召僧俗群眾奮起抗戰(zhàn)，保衛(wèi)家園。如此愛國舉動，不禁讓人想到，英帝國主義侵略西藏之時，他曾組織僧俗民眾奮起自衛(wèi)，以實際行動維護國家尊嚴，捍衛(wèi)民族氣節(jié)，對祖國統(tǒng)一、民族團結(jié)的維護始終一貫。

　　1932年3月23日，九世班禪從百靈廟向全國發(fā)出《抗日通電》，在電文中，九世班禪痛斥日本侵華罪行，號召全國軍民“前赴后繼，為自衛(wèi)而抵抗，為正義而舍生”“班等宣講國難中應盡之天職，化彼惶恐觀望之心理，實行團結(jié)，共赴國難”，并作堅決表態(tài)“雖身屬空門，而于救國圖存之道，何敢后人”，公開聲援中央政府。

　　滿懷愛國熱忱、義無反顧的奔走呼號，九世班禪視之為重要使命。甚至在艱難的返藏途中、在彌留之際，他仍不忘積極宣傳抗日，“聞內(nèi)蒙各盟旗扎薩王公貝子有受日人唆使，組織自治政府之說。乃以數(shù)年師徒感情，兼求施主福祉，敦勸各族王公，擁護祖國，力圖同意，勿自投日寇懷抱，致終遭宰割”“領(lǐng)導蒙眾，團結(jié)抗敵，聽命中央，以求最后之勝利”……憂國憂民、以國家民族命運為己任的格局與情懷感人至深。

圖為1935年，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曲吉尼瑪（中）在內(nèi)蒙古各地為僧眾祈禱祝福 圖片來源：中國之聲公眾號

　　安定民心 藉佛力之加被

　　九一八事變后，國難當頭。聞訊日寇染指熱河、察哈爾、綏遠等地的企圖后，九世班禪致電國民政府，表示“在百靈廟虔誦藏經(jīng)，廣施供養(yǎng)，建立法壇，祈禱和平，并追薦前方陣亡將士，藉佛力之加被，彌戰(zhàn)禍于無形?！痹诖似陂g，九世班禪“不敢辭卻勞苦，即由北路經(jīng)過外蒙邊地”，每到一地，便帶領(lǐng)當?shù)夭貍鞣鸾躺四罱?jīng)祈禱抗戰(zhàn)勝利，自己亦晨夕默誦，未曾稍懈。

　　九世班禪以救國立命，以救教立心。他共舉行過九次“金剛法會”，每次參加的人多達數(shù)萬人。1932年10月，在北京雍和宮舉行時輪金剛法會，為國家消災祈福；1934年，在杭州主持時輪金剛法會，超度陣亡抗日將士，祈禱世界和平，謹祝國民康樂；1935年，于返藏途中在青海西寧塔爾寺再建時輪法會，為國家祈福，同時匯去5000銀圓，托賑委會代為施給災民……通過這些方式，表達愛國情懷，撫慰了百姓的戰(zhàn)爭創(chuàng)傷，也凝聚起堅信抗戰(zhàn)必勝的力量和信心。

　　因其宣化有功，1933年10月受到國民政府表彰，稱其“頃者國難未已，疆隅多故，該使力鎮(zhèn)危疑，維系邊局?！?/p>

　　顧全大局 臨患不忘國

　　1937年，因盧溝橋事變爆發(fā)，國民政府“無暇西顧”，下令正在取道青海準備重返西藏的九世班禪“暫緩返藏”。九世班禪深知，此時戰(zhàn)爭局勢對國家統(tǒng)一至關(guān)重要，因此服從中央決策，將個人歸鄉(xiāng)之愿置于民族危亡之后。他連夜致函國民政府，表示“寧愿犧牲個人，力全大局，不愿中央威信陷于墮墜”，還連日憂勞，致力于“勸民眾團結(jié)，群固后方，以完成抗戰(zhàn)建國大業(yè)”，動員全體隨行人員捐款，自己帶頭將僅存的金銀法器變賣，匯集款項寄往前線，用于慰勞將士和救濟難民。

　　“特捐法幣三萬元并購救國公債二萬元用作抗戰(zhàn)之需，聊盡報國之心”“捐助前方抗戰(zhàn)將士醫(yī)藥費三萬元”“捐助傷病難民募捐團體各一千元”……在生命走向倒計時的日子里，九世班禪強撐病體交代遺囑，“余生平所發(fā)宏愿，為擁護中央，宣揚佛化，促成五族團結(jié)，共保國運昌隆……至宣化使署槍支，除衛(wèi)士隊及員役自衛(wèi)者外，其余獻予中央，共濟國難，俟余轉(zhuǎn)生，再請發(fā)還。”1937年12月1日凌晨，九世班禪圓寂，終年54歲。據(jù)護送專使趙守鈺電文記載，班禪圓寂后，“眾僧長跪，悲痛難已，哭聲動地”，而行轅人員即刻遵照遺囑，將數(shù)百支步槍登記造冊，準備移交中央政府。這位藏傳佛教領(lǐng)袖用生命詮釋了“臨患不忘國，忠也”的誓言。國民政府聞訊震悼，12月23日議決褒恤五項辦法，追贈“護國宣化廣慧圓覺大師”封號。

　　在九世班禪的呼吁和感召下，西藏等地群眾紛紛響應，掀起了以各種方式支援抗日斗爭的熱潮。1938年12月，西藏哲蚌寺僧眾集體表示，愿拿起槍桿，浴血殺敵。川西57座寺廟的僧侶聯(lián)名表示，決心抗戰(zhàn)。1944年10月，西藏僧俗群眾共捐贈500萬元，用以購買戰(zhàn)機25架，組成3個空軍大隊，以己之力，共濟國難。

　　從包頭百靈廟的唇槍舌劍到玉樹結(jié)古寺的風雪遺囑，九世班禪以佛門之身行愛國志士之事，用生命書寫了感人的愛國篇章，詮釋了祖國安危高于一切的永恒真理；他將愛國主義精神融入佛教教義的修持之中，用實際行動維護國家安全、促進民族團結(jié)；他的所愿所行超越了宗教與地域，成為藏傳佛教界與中華民族命運同頻共振的縮影，早已化為藏傳佛教界人士心中的明燈和薪火相傳的力量源泉。（中國西藏網(wǎng) 文/多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