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爭鳴】

　　 在近期“昆侖石刻”的討論中，青藏高原田野調查角度比較欠缺。過去9年來，筆者實地調查了180多處青藏高原史前巖畫，其中又以石刻類巖畫為主。本文結合個人多年實地調查、研究高原巖畫的經驗，從高原石刻的風化痕跡、刻痕與巖石裂痕的關系、田野調查中“新發現”的難度和模式等角度，探討該石刻的年代問題。

　　●石刻近年才被“發現”正常嗎？

　　 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田野調查中的“發現”？存在于高原野外荒原的古代遺存，當地人有可能很早之前就看到過，但沒有被記錄下來。所以，首次正式被地方文物部門記錄或首次正式公開披露遺存的情況，均可視為“首次發現”。青藏高原考古類田野調查中的“新發現”，最常見的模式是：基層百姓或工作人員已經知道某處遺存的存在，之后的文物普查或考古團隊從基層獲知相關信息，前往調查并確認是何種遺存。

　　 青藏高原基層文物部門往往只有一兩名專職人員，而且經費少，還時常被抽調參加其他工作。即使在最近的第四次文物普查中，能適當集中各部門力量參與，但基層的人力資源依然捉襟見肘。而每年來到青藏高原開展田野調查的團隊，數量極為有限。青藏高原地廣人稀，“昆侖石刻”所在的扎陵湖鄉，人口密度是1人/2.8平方公里。該處石刻發現地也像很多野外遺存一樣,算是人跡罕至的荒原。因此，在這種情況下，若要把250多萬平方公里的青藏高原的野外遺存都調查清楚，恐怕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另外，基層群眾完全不了解野外遺存信息，依靠田野調查獨立發現遺存的情況也有，但很難，也很少。2021年夏天，我去札達縣靠近邊境的薩讓鄉和底雅鄉調查巖畫。根據多年積累的經驗，在象泉河谷“新發現”一處規模較大的巖畫。跟我一起去找巖畫的幾名當地人，他們的夏季牧場就在該處。我們發現這處巖畫時他們都嘖嘖稱奇，因為此前他們根本不知道這里還有這么一片石刻。

　　 類似情況，我在阿里、那曲、玉樹、甘孜、山南等地做巖畫調查時都遇到過。比如2018年在羌塘的某個巖畫點，我遇到一位考到內地讀大學的小伙子，他家的夏季牧場居住點距離附近的巖畫不到一公里，他們一家人首次知道那個地方有巖畫，是在他小學時。而那處巖畫至少已經存在3000年了。

　　 我通過高原巖畫調查的田野訪談了解到，即使當地人知道附近有巖畫，大多也持避諱、疑懼態度，其次則是不當回事。雖然說“昆侖石刻”不是巖畫，但對當地人來說是一樣的，不會有主動告知外界的意愿。所以說，位于扎陵湖北岸荒原的“昆侖石刻”近年才被學界發現，實在是青藏高原田野調查的常態。

　　●秦代使者為何寒冬季節前往當地？

　　 即使在今天，如果沒有鋪公路的話，在夏季經過青藏高原上的濕地前往荒野深處，也困難重重。我個人就曾專門挑選在冬季去這類夏季不容易接近的巖畫點。比如，2019年11月底去那曲的夏桑巖畫，2021年11月底去昆侖山脈北麓的野牛溝巖畫，而2024年12月底，在甘孜州海子山核心區“新發現”幾處舊石器巖畫。

　　 所以，當時的使者在秦歷三月到扎陵湖附近，也并非什么難以想象之事——是寒冬的枯水季做好保暖、在水面結冰、地面“凍硬”時前往？還是在暖濕的豐水季阻于河流、陷在濕地中寸步難行？有青藏高原野外工作經驗的人，不難判斷。

　　●高原野外石刻風化的內外條件及刻痕風化對比

　　 青藏高原的巖石經過長期風化，普遍會在表面形成一層風化層，其物理性狀、化學成分均會發生變化，色澤、肌理與巖石內部存在明顯差異。而石刻痕跡的風化，則由于人為鑿刻打開了巖石久已形成的風化表層，從而使得鑿刻裸露部分加入到后續的風化過程中，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追上原有表層的風化表現。需要留意的是，巖石的自然風化時間，要遠遠長于人類石刻痕跡的風化時間。其風化作用，也不僅體現在表層的變化。在此，我們以刻痕風化的時間尺度、巖石表層的變化為著眼點進行研判。

　　 高原野外石刻痕跡風化的外部條件中，降水、日照、溫度和溫差是影響較大的自然因素?！袄鍪獭蔽挥谠旰卑兑粠?，海拔4300米。這一帶我曾去過幾次，“扎陵湖—鄂陵湖”一帶向北依次是相對小型的布青山脈、更加高大的阿尼瑪卿山脈和屬于昆侖山脈支脈的布爾汗布達山脈，向南則是巴顏喀拉山脈，均為大致的“東—西”走向。根據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自然資源研究所編制的“中國生態地理區域圖”，這一帶的氣候屬于“高原亞寒帶半干旱地區”?！霸旰趿旰眳^域向南翻過巴顏喀拉山脈，是橫斷山大區“印度洋水汽走廊”的北部末端。故而，這一帶的年降水量，與“可可西里大區”東部相近，略高于“羌塘大區”、“可可西里大區”西部、“阿里山地荒漠區”、昆侖山脈北麓，略低于“橫斷山大區”北部的玉樹州和甘孜州北路。

　　 在筆者歷年的高原巖畫實地考察和研究中，石刻類巖畫的刻痕風化，是判斷重疊刻畫中“先后次序”的一個重要依據。接下來，我選取自然條件、石質巖性與“昆侖石刻”相近的昆侖山脈巖畫、玉樹巖畫、甘孜北路巖畫、阿里日土巖畫等，進行直觀比較。

　　 “嘎青巖畫”（圖①）位于四川省甘孜州北部的德格縣，海拔3952米。直線距離扎陵湖北岸約320公里。該處的降水量和氣溫略高于扎陵湖一帶，刻痕風化速度稍快。這是一處典型的狩獵時代巖畫。其刻畫時間，根據當地文物部門提供的信息，屬于西周時期。

　　 從對比中可以看出，雖說因工具和刻畫方式形成的原始痕跡不同，但刻痕后續的風化特征比較一致。首先，在這個海拔和氣候條件下的長期風化，會在刻痕局部形成深色風化物；其次，刻痕與巖石表面的交界處，沒有巖石內部的新鮮色澤露出；最后，刻痕與巖石表面的交接邊緣，過渡相對柔和。兩者在這方面形成的局部風化痕跡，較為相似。

　　 “野牛溝巖畫”（圖②）位于青海省格爾木市昆侖山脈北麓的野牛溝，海拔約4000米。直線距離扎陵湖北岸約315公里。該處氣候與扎陵湖一帶非常相近，降水量更低，刻痕風化速度稍慢。野牛溝巖畫最早的刻畫階段也屬于青藏高原的狩獵時代，應早于“嘎青巖畫”?？梢钥吹接疑峡毯叟c巖石表面的色澤、肌理非常接近?？毯叟c巖石表面的交接邊緣，過渡比較柔和。右下的方形刻痕，表現出當地巖畫刻畫工具的進化，時間比右上要晚，其刻痕與巖石表面的色澤反差更大?！袄鍪獭睙o深色風化物的刻痕部分，其風化特征比較接近本圖右上，甚至顯得更加古老。

　　 圖③左為海拔3995米的玉樹稱多“布由巖畫”，右為海拔4355米的阿里日土熱幫溝藏文石刻。兩處的自然條件與“昆侖石刻”所在地相近。布由巖畫上的早期佛塔，距今不超過一千年。熱幫溝藏文石刻屬于近代產物。刻痕內與巖面的色澤、肌理存在反差，兩者雖然有差異，但由于風化時間均不足千年，均比“昆侖石刻”的刻痕要鮮明得多。同時，兩者的刻痕內均無深色的風化物，刻痕邊緣也都較為鋒銳。

　　 根據筆者廣泛的實地觀察，青藏高原的野外石刻，如果存在附著風化物，即使在同一處巖面上，越是古老的刻痕越可能出現風化物分布不均的情況。

　　●刻痕與巖石裂縫觀察

　　 “昆侖石刻”所處具體位置，為凍土地帶上一塊平臥的巨大巖體裸露于地表以上的部分，其主體深埋于地下?？梢钥吹竭@塊巖石還存在著層狀節理和幾道明顯的裂縫，從而提供了刻痕與巖石裂縫關系的觀察角度。

　　 從刻痕與巖石裂縫交界處呈現的狀態和細節來看，符合刻畫年代比較久遠的特點：刻痕與裂縫存在著相當長時期共同風化的一致特征。另外，從現場圖片可以觀察到：在文字刻上去之后，巖石主要受內應力逐步釋放帶來的開裂，仍在緩慢持續發展。

　　●研判：“昆侖石刻”符合年代久遠的特征

　　 綜上對比、分析，個人認為從“昆侖石刻”的刻痕風化特征、刻痕與巖石裂縫的關系來看，首先可以排除近百年內創作的可能性，總體符合距今兩千年以上的觀察經驗。

　　 對于石刻造假的猜測，如何在新刻之后模仿長期風化造成的每一筆畫上諸多細微的物理性狀變化細節？又如何制造出刻痕內部長期風化導致的緊密附著物？具備豐富的青藏高原野外石刻痕跡觀察經驗、精通這些風化特征的人，全國恐怕也沒幾個。更遑論發明適合的技術、把風化痕跡假造得天衣無縫了。進一步設想，如果是造假，何不選在沒有“地望爭議”的昆侖山脈呢？畢竟，昆侖山脈東段就在青海。

　　 一項新的考古發現，得到學術界和公眾的關注，引起爭議、辯論，都是好事。期待考古團隊和相關科研機構，對昆侖石刻開展更加深入的考察發掘、更加豐富的交叉研究，促進我們更好地了解有關歷史。

　　 最后，向所有在青藏高原做野外科考和考古調查的人們致敬！

　　 （作者：周行康，系探險家，多年實地調查青藏高原巖畫，《甘孜巖畫》一書合作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