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雄踞世界之巔，雪山林立之間，長江、黃河、雅魯藏布江等大江大河由此發源。這片土地從來不只有震撼人心的自然風光，更有著悠久燦爛的歷史文化。

　　日前，四川博物院聯合西藏、青海、甘肅等省區近30家文博單位，共同推出“雪山之巔 大河之源——青藏高原的文明崛起與民族融合”特展。展覽匯集珍貴文物420余件（套），分為“初起鴻蒙”“文明崛起”“中央管轄”三個部分，系統呈現了青藏高原從遠古人類踏足到形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壯闊歷程，展示了一部關于生存、遷徙、融合與發展的宏大史詩。

　　雪山之巔的文明崛起

　　青藏高原的人類活動，可追溯至舊石器時代。展覽中，一塊出土于青藏高原東北麓、甘肅夏河縣白石崖溶洞遺址的夏河人下頜骨，將人類在青藏高原的活動軌跡追溯至距今約16萬年前。而出土于高原東緣四川稻城皮洛遺址的手斧，更是將人類涉足這片土地的歷史提前至距今22萬年前。這些關鍵物證，打破了高海拔地區為人類活動禁區的傳統認知，彰顯了青藏高原在世界人類演化史中的獨特地位。

　　展覽還通過對西藏阿里梅龍達普洞穴遺址、那曲尼阿底遺址等考古發現的呈現，用一件件由簡入繁、由粗到精的生產工具，勾勒出舊石器時代高原先民石器工藝的演進之路。

　　到新石器時代，高原先民在延續傳統狩獵采集的同時，開始嘗試并逐步推廣農耕。青海柳灣遺址出土的裝滿粟的大型粗陶甕、四川馬爾康市孔龍村遺址發現的穿孔石刀，共同印證了高原上旱作農業的初步建立；而西藏昌都卡若遺址的半地穴式房屋遺跡，則反映出高原先民逐步轉向定居。這種以農業為基礎、輔以畜牧與采集的復合經濟形態，不僅提高了食物供給的穩定性，促進了人口增長與聚落擴張，也為后續文化演進和區域交流奠定了物質基礎。

　　唐代，吐蕃崛起，青藏高原歷史掀開新的一頁。展廳正中，復制放大的“唐蕃會盟碑”拓片引人注目，這是唐朝與吐蕃會盟締約、民族友好交往的珍貴歷史見證。自松贊干布與文成公主聯姻、赤德祖贊迎娶金城公主，唐蕃之間結成了舅甥友好關系。據史料記載，有唐一代，雙方使臣往來290余次，每一次往來都是民族交融的生動實踐。

　　拓片所對應的“唐蕃會盟碑”，如今仍屹立在西藏拉薩大昭寺門前。碑身有用漢、藏雙語刻寫的銘文：正面記載會盟始末，背面追述唐蕃友好，兩側分列18位唐朝官員與17位吐蕃官員的職務與姓名。盟辭中的“患難相恤，暴掠不作”，是雙方許下的和平契約；“舅甥二主，商議社稷如一”，更是唐蕃親如一家、休戚與共的莊嚴承諾。

　　元明清時期，青藏高原迎來經濟文化的繁盛與民族融合的進一步深化。公元1247年，西藏薩迦派領袖薩迦班智達·貢嘎堅贊與蒙古皇子闊端在涼州（今甘肅武威）舉行了著名的“涼州會盟”。此后，西藏正式成為元朝直屬行政區。這場順應國家統一歷史潮流的會談，為元朝中央政府對青藏高原相關地區的施政管轄奠定了基礎。展覽中，來自“涼州會盟”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見證地——甘肅武威白塔寺的元代獸面建筑構件、錐形石塔頂、獸面瓦當等文物一一亮相，似在向后人緩緩講述廣袤遼闊的青藏高原如何迎來歷史發展中的重大轉折，于歲月長卷中掀開新的一頁。

　　展廳中，元代的桑結貝帝師玉印、明代的都綱之印、火把簇千戶所銅印，以及清代青海西右后旗札薩克蒙古文銅印靜靜陳列，四枚官印前后相繼，構成了一條跨越500余年的完整證據鏈。從元代的帝師到明代的法王、都綱，再到清代青藏高原各地的僧俗官員，都由中央政權正式封授。這些印章，既是官員行使職權的憑證，更是中央政權權威的象征。一枚枚沉甸甸的印章，恰如雪山之巔的融水無聲匯入中華文明的長河，串起青藏高原政治與文化演進中，那條始終與中華大地同根同源、奔流不息的主線。

　　縱橫千里的交融通道

　　如果說青藏高原文明是發源于雪山之巔的涓涓細流，交通與交流便是將其匯入中華文明長河的通道。通道上，行走的人群絡繹不絕，他們輸送的不僅是商品貨物，更是文化與認同，讓高原與內地、讓各民族在千年交往中血脈相連、情感相親。

　　青藏高原從不是隔絕的孤島。早在史前，高原周邊的先民便不斷向這里遷徙，把生產工具、農作物與建筑技藝帶上雪域，踏出最早的交流之路。各種文化元素也在此匯聚，為高原早期文明注入活力。據考古確認，距今22萬至4萬年間，青藏高原東南麓使用的手斧，印證著舊石器時代高原與亞歐大陸的文化交流；約5000年前，甘青地區的彩陶已順著高原東麓南下，進入川西；距今2000至1800年，織有“王侯”漢字的織錦與金面具、金飾，已傳至高原腹地阿里，為貴族使用。

　　吐蕃時期，高原絲綢之路迎來黃金時代。這條古道不僅聯通中原與雪域高原，更串聯起東亞、中亞、南亞、西亞乃至歐洲。唐貞觀年間，文成公主沿著這條通道入藏和親，將中原的工藝、歷法、醫藥與物產帶入高原；吐蕃的文化、物產與技藝也不斷東傳，共同推動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發展。展廳墻面上，唐代閻立本的《步輦圖》生動定格吐蕃使者祿東贊到長安通聘、朝見唐太宗的這段歷史。

　　一方銀印“外甥阿柴王之印”靜靜躺在展柜中。這枚銀印出土于青海都蘭熱水墓群“2018血渭一號墓”，印面鐫刻著古藏文與駱駝圖案，印證了文獻所載的吐谷渾與吐蕃之間的甥舅聯姻——墓主人正是接受吐蕃統治的吐谷渾王。小小印章，記錄下高原絲路上族群互動的圖景。而都蘭的意義遠不止于此。作為絲綢之路“青海道”（吐谷渾道）的關鍵節點，這里見證了東西文明的交流互鑒。展覽中，雙獅日月金牌飾上的雄健獅紋，隱約可見薩珊波斯的風格；鏤空方形大角鹿金牌飾的神秘造型，則帶有中亞粟特藝術特色；其間更有織造精美、來自中原的絲綢。在這條雪域之路上，不同文明的審美與技藝碰撞交融，共同積淀為青藏高原瑰麗的文化風貌。

　　而在高原東麓，另一條千年古道同樣書寫著民族交融的壯闊篇章。茶馬古道肇始于唐宋，興盛于明清，以川滇茶葉產地為起點，跨橫斷山脈、穿金沙江與瀾滄江，直抵青藏高原腹地。古道源于唐代茶馬互市，宋代因戰馬緊缺，朝廷設茶馬司專管以茶易馬；元明清三朝延續茶馬貿易，沿途驛站、茶司密布，古道網絡不斷完善，成為延續千年的商貿與民族交流大動脈。

　　展覽以大量實物和圖文信息，印證了這條古道在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重要作用。漢、藏、白、回、彝、納西等多民族組成的馬幫，穿行于橫斷山脈的險峻峽谷，在生死與共中磨礪出手足相親、守望相助的情誼。藏族諺語有云“寧可三日無糧，不可一日無茶”，正是這條古道，源源不斷地將內地茶葉送達高原，保障了高原各族群眾的日常生活。隨著內地茶葉、絲綢、鐵器等物資入藏，高原馬匹、羊毛、藥材等土產東運，雙向流通激活了高原經濟，也使青藏高原更緊密地嵌入全國統一市場。展廳中，青海海西州格爾木市出土的元代貳貫“至元通行寶鈔”、伍佰文“中統元寶交鈔”等紙幣，從經濟層面印證了當時茶馬古道的繁榮和茶馬互市的興盛。

　　絲綢之路與茶馬古道，路徑不同，卻在青藏高原的文明演進中殊途同歸。各民族在縱橫交錯的古道上交流往來，互通有無、互補資源，共同鋪就了堅實而深厚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根基。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底色

　　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進程中，青藏高原孕育了燦爛豐富的民族文化。在與周邊區域的長期互動中，這里也猶如一個宏大的文化熔爐，吸收、融合各種文化基因，最終形成了與中華文化同根同源而又具有特色的高原文化。

　　展廳中，西藏昌都卡若遺址出土的骨牌飾、川西高原出土的質樸陶鐲、西藏拉薩曲貢遺址出土的雙耳罐……皆凝聚著高原古樸而靈動的審美意象，是高原先民對自然與生活的詩意表達。在青藏高原東北部的河湟谷地，馬家窯先民秉持靈動奔放、絢爛雄渾的獨特審美，以靈動筆觸在陶土間繪就流光溢彩的紋飾。他們深植中原仰韶文化的彩陶根脈，將黃河中游的文明基因與河湟谷地的地域氣韻交融共生，讓彩陶成為串聯中原與高原東部的文明絲絳，在一脈相承中續寫著中華悠久歷史的璀璨華章。

　　鑲綠松石金鳳釵中，鳳鳥回首翹尾歷經千年；馬鞍前橋金飾的紋飾間，獅子形象栩栩如生，纏枝花卉精致優美……展廳中，考古出土的吐蕃金器見證了不同民族文化在青藏高原上的交流與融合。放到現在，這些飾品依舊是時尚界里的“高定”。時至今日，藏、羌、蒙古、門巴、珞巴、回等民族的服飾，在面料、紋樣與工藝中，都藏著跨地域、跨民族的文化共鳴。

　　與手工制品交相輝映的，是唐卡藝術的絢麗斑斕。被稱為“藏文化百科全書”的唐卡，在青藏高原豐富的自然色彩中提取出“五原色”，又在傳承和發展中，吸收了各民族文化精髓。展廳中，一組清代的《格薩爾》唐卡吸引了眾多觀眾駐足。《格薩爾王傳》作為世界上最長的活態史詩，在藏、蒙古、土等多個民族中廣泛流傳，其歌頌的英雄主義、集體主義，與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息息相通。這套以青藏高原史詩為主題的唐卡，在色彩暈染與線條勾勒中融入中原工筆畫技法，本身就是多民族文化共生的藝術結晶。

　　青藏高原，“雪山之巔 大河之源”，雪山不是隔絕的屏障，大河亦不只是地理的源頭，它們與棲居其間的人們一起，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中，共同構成了中華文明不可或缺的“高地”，成為奔流不息的生命之源。

　　【作者單位：西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西南民族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