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就業”是個老詞兒，是對高校畢業生畢業后“不急就業”一族的形象說法。總體而言，隨著家庭經濟狀況持續向好、學生“自我認知”越加清醒和張揚個性越加凸顯，“慢就業”現象越來越普遍。

　　據一項面向全國8.8萬名應屆畢業生進行的網絡調查，8%的畢業生選擇“慢就業”。以筆者所在省兩所“雙高”高職院校為例，截至8月下旬，“慢就業”學生分別占8%和7%，其中明確表示年內不就業的分別占2%、1.7%。學校和老師從落實“六穩”“六保”的高度，對此很著急，天天盯著同學盡快落實崗位。但是，慢就業一族們卻“淡定”表示“不著急”“還沒有挑到好的”“等等再說”。

　　職業教育以就業為導向，“慢就業”原本不該是職業院校的“菜”。無奈，高職院校在社會大環境下，“慢就業”趨勢日漸明顯。據筆者觀察，今年疫情下，高職的“慢就業”呈現出以下幾個新特點：

　　首先是“慢就業阻抗”逐漸減少。之前，面對學生“慢就業”，家長基本上和學校、老師、上級就業部門是站在“同一戰壕”的，都是慢就業學生的較強“聯手阻抗”者，都在為學生“慢就業”著急、想辦法，都在催學生就業。但在疫情之下，很多家長過多擔心疫情并考慮孩子健康安全，便不再去催孩子了，甚至還有不主張孩子就業的，“慢就業阻抗”立即轉換成“同謀”。筆者在和家長聯系希望家校合力督促就業時，家長“反勸”說，“疫情期間，安全第一！我們都不著急，你們急啥？”少了家長這個重要“阻抗”，學生逐步“心安理得”起來。

　　其次是“慢就業成因”更加多元。現在的慢就業，除了學生家庭條件好不缺錢型，還多了如下類型：

　　一種是“不喜不要”的寧缺毋濫型。他們就業意識強烈，態度特別認真審慎，不急著確定就業單位。不選到滿意崗位絕不“湊合”，因此拉長就業選擇時間。另一種是“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執念深造型。這類學生很早就立志畢業后繼續深造讀本科。一旦在第一次升本失利后，就會毫不猶豫決定“二戰”，從而成為頑固的超級就業“慢族”。第三種是立志成為“技術達人型”。他們或是為了考一個與心儀工作崗位特別匹配的“資格證”，或是覺得個人本領、手上技術不夠過硬，需要再去報個技術培訓班再提高。這種培訓班時長兩個月到半年不等。對于這類學生，學校和老師雖心里急，但是總體放心。第四種是“一言不合”就離職、且離職后不急著就業型。之前，學生普遍觀念是畢業之后就該工作。沒工作就不踏實。即便想換工作，也是在找好下一份工作后再辭。如今有學生在工作中“一言不合”、一絲不順就離職。離職后，似乎染上“就業恐懼癥”，便不再著急找工作就業，加入“慢就業”大軍。第五種屬于就業迷茫型。他們完全沒有想法，今天想上班、明天想考證、后天又變卦。某老師向筆者提及一個典型例子，從頂崗實習開始，他先后為一個學生介紹了11個工作崗位，學生前前后后換了8次崗位。每個崗位，干了幾天，就辭職了。問其原因根本答不上來，反正就是一萬個“不滿意”。

　　慢就業現象的背后，是社會多變的大環境影響和映射。有效化解慢就業現象中“消極因素”，需要社會、家長、學校協同努力。

　　在疫情疊加影響、就業形勢十分嚴峻的今年，總體相比而言，擺在畢業生面前的“麥穗”都不會太大、太多。畢業生切勿戴著就業“美顏”眼鏡去看待第一份工作崗位，要先就業再擇業。

　　筆者認為，“慢就業”、挑三揀四都不可取。無論職業目的地是哪兒，都需要跨出腳步，上路出發，行動起來。讀完高職，如不準備繼續深造，就該丟棄“慢就業”心態，盡早就業，服務社會，成就自我，這是時代賦予青年的責任擔當，是有為青年該有的樣子。（作者系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就業指導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