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美國新奧爾良的街景。（新華社發）

　　從2018年第一個任期開始，美國總統特朗普及其政府高級官員就不斷宣稱發動貿易戰是為美國普通勞動者贏回工作崗位，民主黨的拜登政府也附和了這一敘事。“制造業回歸”似乎成為美國提高關稅、大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某種正當理由，似乎美國“鐵銹帶”的衰朽和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下降完全是國際競爭造成的。情況真是這樣嗎？美國通過貿易戰真的能夠實現制造業重新振興嗎？

　　從20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歐美政府放棄凱恩斯主義，重拾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思想工具，歐美制造業從這一時期大規模向東亞轉移。這一產業轉移進程不是偶然的，而是美西方國家刻意推動實現的。

　　除了環境保護、勞動力價格因素，美西方推動制造業轉移有兩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

　　首先，金融資本代替產業資本成為歐美資本擴張的主要形式。與產業資本的增殖模式不同，金融資本追求的是輕固定資產，通過資本市場的交易獲得快速資本回報。金融資本在經濟波動的適應性方面更具有優勢，其在經濟周期的任何階段都能盈利，甚至有時還利用資本故意制造經濟波動，波動越大獲利越豐。相比之下，產業資本的盈利模式要保守得多，故而逐漸被金融資本排擠而被迫向外轉移。

　　其次，緩解勞資矛盾。一般而言，強大的制造業會創造龐大的產業工人群體，易引發激烈的勞資矛盾。在二戰結束至20世紀70年代期間，歐洲實行重視福利的社會政策，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階級矛盾；同時，由于缺少國際競爭的壓力，美國工人階級生活相對富足，階級矛盾也較為緩和。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情況發生了改變，歐洲掀起私有化浪潮，西方工人階級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為避免再次出現尖銳的階級矛盾，西方國家有意識地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外轉移。

　　如今，上述這兩個重要因素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那么，美國怎能有條件和動力真正推動實現制造業回歸呢？

　　不僅如此，美國所謂的制造業回歸還面臨著一系列深刻而棘手的困難：

　　一是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如果把制造業重新帶回美國，需要大規模更新改造其基礎設施。但無論是供電供水還是鐵路公路，美國當前都不具備制造業大規模回歸的基礎。這些基礎設施改造不僅需要巨額投資，而且需要相當長時間才能完成。以美國當下的財力和建設效率，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二是產業結構難以大作調整。美國經濟以第三產業為主，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主要來源是服務業，占到GDP的80%以上。近年來，美國GDP增長主要是靠服務價格增長，而不是服務數量提升。按照匯率計算，2024年中國GDP是美國的65%，但中國發電量幾乎是美國的一倍。美國在電力供應基本沒有增長的情況下，GDP居然持續增長，說明其產業結構已嚴重脫離制造業。推動制造業回歸，意味著美必須進行大規模的產業結構調整。在資本主義政治主導之下，不符合資本增殖規律的改變如何得以實現？

　　三是美元政策定位存在矛盾。如果制造業回歸，企業必須降低產品成本，以獲得更強的國際競爭力，從而需要實施弱美元政策。但為了吸引國際資本填補經常項目赤字、抑制美國國內通貨膨脹及鞏固美元的國際地位，則需要強美元政策。這二者是彼此沖突的。毫無疑問，美國會選擇強美元政策，因為強美元是美國擁有全球霸權的基石。在強美元約束下，制造業大規模回歸美國是不現實的。

　　因此，美宣稱加征關稅、大搞貿易保護是為了避免其他國家的工人搶走美國國內工人的飯碗，顯然只是政治上的托詞。作為二戰后世界經濟秩序的主導者和規則制定者，美國無疑獲得了世界經濟再生產中最豐厚的回報，但由于其將大量資源用于對外戰爭而非重視民生，加上在國內二次分配時缺乏調節，才導致了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19世紀70年代后，保護性關稅逐漸成為國際政治的重要工具。美國自19世紀晚期到一戰之前一直采用高關稅保護自己的工業發展。1890年至1913年，美國的平均關稅在40%以上，而同時期其他主要工業國的關稅都很低，當時的世界經濟霸主英國更是接近于零關稅。1930年美國通過了《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引發其他國家針鋒相對的報復，進一步加劇了世界性的大蕭條。20世紀80年代，激烈的美日貿易摩擦后簽署“廣場協議”，被大多數學者認為是導致日本后來長期經濟低迷的主要原因。在這些案例中，作為制造業大國的美國制造貿易摩擦是為了與他國競爭，保護本國相關產業，避免在競爭中被外國企業擊敗。

　　然而，自2018年開始的中美經貿摩擦與之前的案例大為不同，美國在很多生產領域已經喪失競爭優勢。按照聯合國《工業化的未來》報告統計，中國在2023年全球工業產值中占比為35%，名列首位，美國次之（12%），日本第三（6%）。美通過提高關稅限制從中國進口的相當比例產品，其自身并沒有能替代的產品，且中國之外也同樣沒有可替代的選擇。不僅如此，很多中國輸美產品的價格彈性很小，從經濟學角度而言，美國提高關稅幾乎無法對中國造成實質性影響，但將被動增加美國消費者的成本，推高美通貨膨脹。

　　總之，由于沒有可替代方案和國內有效供給，美國提高關稅難以實質性影響中國對美貿易；受制于自身經濟架構和政治體制，提高關稅也無法有效促進制造業回歸。美如今經濟困境的形成有著資本主義發展規律本身的深刻原因，與過去數十年的經濟全球化進程和美國霸權的盛衰密切相關，不可能通過一個簡單的關稅政策就能扭轉。

　　（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陳 琪 薛 靜 作者分別系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