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關稅政策再成焦點之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近日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播客節目邀請，與《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展開對話，制作推出六期特別節目《沃爾夫-克魯格曼對話》，討論了美國在特朗普政府政策下面臨的信任危機和治理崩潰的風險，特別對特朗普政府的貿易與關稅政策進行了罕見的系統性批評。

　　△克魯格曼在《金融時報》播客節目中，對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進行了尖銳批評

　　克魯格曼在訪談中說，特朗普政府正將關稅從一個經濟調節工具變為赤裸裸的“政治威脅手段”，不僅破壞了全球對美國制度的信任，也正在侵蝕美國國內的治理基礎。

　　“談則減稅，拒則懲罰”的新秩序

　　克魯格曼認為，特朗普在任期間對中國、歐盟及其他經濟體不斷揮舞關稅大棒，意在逼迫對方就范，這種“威脅即政策”的做法已成為一種新型經濟外交常態。克魯格曼直言，該策略正在顛覆自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美國所主導的“規則型貿易秩序”，將其引向一個以“力量至上”為導向的非制度化時代。

　　△在《沃爾夫-克魯格曼對話》第一期節目中，克魯格曼批評特朗普常以“一條推文決定政策”的方式來調整關稅，其無序性與不可預測性導致全球市場對美國失去信心

　　“這不僅是對經濟學理性分析的否定，更是對合作機制的根本破壞。”克魯格曼強調。他舉例稱，特朗普政府對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國等主要貿易伙伴頻繁更改關稅威脅言辭，嚴重打擊了投資者和企業對未來政策環境的預期穩定性。“當經濟行為者不再相信規則本身具有連續性，而是擔心哪天總統發一條推文，稅率就變了，這不是市場經濟，而是政策投機。”

　　從制度經濟體滑向“尋租國家”？

　　這次訪談中，克魯格曼提出一個判斷：如果關稅政策工具繼續被武器化，美國將愈發像一個“尋租型國家”（rent-seeking state），即決策權不再由制度和法治約束，而成為政治集團或個人謀取短期利益的手段。

　　“在某種意義上，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展示了他眼中‘總統權力’的極限邊界——不是去調和利益，而是用威脅制造服從。”克魯格曼表示，這種做法讓他想起一些治理脆弱國家的“強人統治”模式。

　　△克魯格曼在第三期節目“不確定世界中的經濟”中，對“關稅武器化”、制度可預測性喪失、通脹與成本轉嫁等進行了集中的尖銳批評

　　克魯格曼進一步表示，正是這種任意性極強的行政權使用方式，正在導致“制度信任的崩塌”，不僅損害了美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正當性，也動搖了其作為“安全資產提供者”的地位。克魯格曼說：“你不能一方面要求全球資金繼續信任美元、美國國債，一方面又在國內政治與國際政策上大搞不確定性。”

　　關稅邏輯背后的“美國優先”困境

　　克魯格曼強調，特朗普對關稅的使用并非源自嚴謹的產業保護主義邏輯，而是一種民族主義情緒的表達工具，是其“美國優先”政策的直接延伸。

　　△《金融時報》在對完整六期訪談的總結報道中，深入總結了克魯格曼與沃爾夫兩人對當前制度退化、全球治理、選民心理的批評視角

　　他分析稱，這種情緒政治化的關稅政策雖然短期內可帶來選舉紅利，但長期來看，其實際經濟收益微乎其微，甚至可能引發全球供應鏈脫鉤和美國制造業成本上升。

　　克魯格曼警告說：“關稅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引發連鎖反應。而這種反應的最大受害者，往往是本國消費者與小企業。”

　　經濟學家的“悲觀旋律”

　　在訪談節目結尾，當主持人請嘉賓選擇一首代表當前情緒或觀點的歌曲時，克魯格曼選擇了美國已故著名女歌手卡羅爾·金（Carole King） 的名曲《為時已晚》（It's Too Late）。克魯格曼表示，雖然這首歌并非關于政治，但它的憂郁旋律和“為時已晚”的主題，卻恰如其分地表達了他自己對美國制度滑坡的無奈與悲觀。

　　《金融時報》評論認為，克魯格曼的言論，在當下的美國政壇語境中頗具警世意味。美國是否會徹底從“制度主義”滑向“工具主義”，將是全球密切關注的焦點。（央視記者 武衛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