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擔憂高市早苗首相領導下的日本正在逐漸背離戰后和平主義身份，并走向曾摧毀該地區的軍國主義，這種擔憂并非沒有根據。對許多外部觀察者來說，中國的警告或許有些夸大其詞，或被認為是出于政治考量。但若對此置之不理，就是忽視了塑造中國認知的深刻歷史創傷，以及任何中國領導人都無法忽視的政治現實。

　　對于中國公眾而言，日本軍國主義的記憶并非抽象概念。它已銘刻在民族意識之中。20世紀初，現代日本民族主義大量借鑒了理想化的武士道價值觀——忠誠、犧牲、絕對服從。這些理想被浪漫化，并滲透進了當時的政治文化，滋生了“國家命運需要軍事擴張”的信念。“富國強兵”(fukoku kyōhei)的口號成為日本現代化的核心，將經濟增長和軍事野心緊密捆綁。這種意識形態并未停留在理論層面，而是在東亞各地被殘酷地付諸實踐。

　　從1931年入侵中國東北地區到1937年對華全面進攻，日本帝國主義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苦難。城市淪為廢墟，數千萬人喪生。南京大屠殺、“三光”政策、強制勞役、生化戰等暴行所留下的傷痕，至今仍是中國人心中揮之不去的記憶。日本在二戰期間與納粹德國結盟，更讓人堅信這絕非一場地區性沖突，而是更廣泛的軍國主義和種族意識形態軸心的一部分。

　　甚至在高市早苗近期就臺灣問題發表言論之前，中國的分析人士就已敏銳地察覺到她的修正主義傾向。中方此前一直保持克制。但高市將日本軍事行動與中國視為純屬內政的臺灣問題掛鉤的雙重挑釁，越過了紅線。在中國看來，這并非外交失誤，而是對戰后幾十年克制態度的不可接受的背離。

　　正是由于這段災難性的過往，日本在1945年后的轉型才如此意義深遠。其新憲法中蘊含的和平主義精神，尤其是第九條，已不再僅僅是一項法律原則：它象征著對曾指引國家方向的軍國主義思潮的道德否定。戰后日本領導人優先考慮經濟重建，限制軍事力量，并塑造了一個和平、技術先進的國家形象。

　　這一轉變對于中日關系正常化至關重要。中國謹慎地接受了日本已真正翻開歷史新篇章這一事實，即日本已放棄以武力作為國家政策的手段。隨著雙方貿易擴大和社會聯系加深，這一假設成為了數十年來穩定局面背后脆弱而真實的基石。

　　這正是高市早苗的言論令中方深感震驚的原因。她的強硬立場、對修改和平憲法的熱衷，以及她隨時準備以“關乎存亡”的措辭來框定地區問題，尤其是臺灣問題，都表明她正在嚴重背離戰后共識。在中國，這些動向并非被解讀為常規的政治調整，而是對曾將亞洲推向災難的意識形態的危險試探。

　　西方觀察人士或許認為憲法改革或增強自衛能力，是無害的現代化舉措。但在中國看來，這些舉動無疑會喚起那段導致兩千多萬人喪生的歷史的回響。期望中國領導人冷靜回應日本軍事正常化的跡象，是對歷史情感分量及所涉政治風險的誤解。任何中國領導人都不會容忍日本軍國主義不受約束地卷土重來，哪怕只有一絲跡象；其國內影響將是爆炸性的，戰略后果也將更為嚴重。

　　世界必須認識到，中國的擔憂源于真實而慘痛的歷史，而非人為制造的憤怒情緒。隨著緊張局勢在高市早苗執政下不斷升級，理解這一背景至關重要。東亞的穩定并非在于遺忘過去，而在于銘記歷史。若忽視這些歷史教訓，國家就會一步步陷入無人能夠預料的危機，直至危機將我們全部吞噬。

　　(作者高大偉 David Gosset是全球事務專家、漢學家，中歐美全球倡議發起人，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