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曾常駐德國做記者十余年，之前也常駐過瑞士和美國，也去過周邊一些發展中國家以及中東北非等地出差。因為這些經歷，算是略知天下事。如今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感觸良多。從何說起？還是得從我最了解的德國，那個當年我常駐時已走出“歐洲病夫”陰影而信心滿滿的德國，而如今又變得不那么自信的德國。

　　典型的德國人是什么樣子？面對這個問題，德國人自己也看法不一。有德國友人說，性格相似的德國人和中國人之間的共性，應該與性格相似的德國人之間的共性差不了多少。換句話說，很難說什么是典型德國人的樣子。以人們常提及的德國人的美德守時為例，有個華人朋友家住德國巴伐利亞州，有次去他家，他的德國太太抱怨說：我先生說我不守時，不像德國人，問題是他自己也常遲到。

　　在華盛頓常駐的時候還聽日本共同社的同行說，美國和日本雖是盟國，但他覺得美國人和中國人的性格似乎更為相近。

　　世界并非非黑即白，對某國人的特性做過于簡單的概括，往往失之偏頗。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民相親在于心相通。與其不太科學地去歸納德國國民性，不如說幾名交往過的德國人的故事。

　　2015年5月1日，人們在德國柏林勃蘭登堡門前廣場上觀看“戰爭與和平間的日常生活”露天圖片展。（班瑋 攝）

　　熟讀馬列的“非典型”漢學家

　　首次接觸南因果（自取中文名），是因為2008年在一個網站上看到他寫給德國人的一篇介紹西藏的文章。當時因為“藏獨”鬧事，德國媒體普遍在妖魔化中國，讀到他這篇學術性的糾偏文章，對他很好奇，于是就想辦法與他結識了。后來交往多了，漸成深交，并在一個假期受邀在他家住了幾天，見識了一個普通又不普通的德國家庭。

　　他家住在一個自然保護區邊上，侏羅紀時期當地有恐龍出沒，這么個古老的生存環境與他1.93米的大個子倒是相配。只是他并非一介武夫，而是個學者，而且是個自愿“吃軟飯”的自由學者。他以前曾有過固定工作，后來辭掉了，也不愿通過德國漫長復雜的學術程序去爭當教授。他的理由是當教授做公務員影響他的學術自由。他家固定收入應該主要來自他當教授的妻子，不過，他倆看上去相當琴瑟和諧。他妻子有次跟我單獨聊天，甚至說很敬佩丈夫，因為他是勞動階層的兒子，自己嫁到他家后發現他什么都會自己動手干。

　　南因果的父親是二戰之后從西里西亞遷入西德的移居者。當時地方政府請當地居民幫助安置這里戰爭造成的難民，他父親借住在他未來的母親家。因為有油漆匠的手藝，戰后德國又缺男丁，于是南因果的父親后來被招贅，生育了南因果和他的妹妹。

　　南因果家中幾乎沒有空白墻面，滿壁都是他父親用非常結實的木頭自制的書架，上面放著他收藏和時常查閱的書。據他說，70%是關于中國的學術書籍，因為他是漢學家和民族學家。他家中還有大量馬列書籍和中共黨史書籍，這也是他主要的興趣點和研究領域。有次德國一個大學城舉辦一場中共黨史研討會，南因果的演講非常精彩。他用幻燈片講了很多中共早期少數民族高層干部的故事，以此說明，中共早期就很重視發揮少數民族人才的作用，西方國家說中國政府壓制少數民族是不對的。有圖，有生動事例，有真相，一下子就調動起了現場氣氛。記者還親歷過2008年他在萊比錫舉行的一次演講，也很出彩，因為他曾在西藏牧民家住過一個月，做民族學田野調查。他講的一些糾正德媒對西藏偏頗報道的西藏文化發展生動實例，讓普通德國聽眾聽得直鼓掌。

　　南因果在家中（班瑋 攝）

　　日常生活中的南因果也是個有意思的人。他家的門很多，每次我進出某個房間忘了關門，他總要回去示范性地把門關好。這點倒像個“典型的”德國人，講秩序。記得不少門上都寫著“請隨手關門”。幾個衛生間的潔具旁也貼著一些有趣的漫畫，描繪的是怎么正確地上廁所才不會濺出來。這個外形如李逵般的人物居然心細如發，可謂老天爺的有趣設計。

　　這么個大兒子也常遭母親抱怨，說他老不回家，院子里草都長這么高了，也沒人剪。于是南因果趕緊乖乖去除草。他家的院子里還有個藤編的花籃，挺別致，一問，居然是他小時候的搖籃。

　　妻子因為在瑞士工作，他自己又常去那里的大學或到中國的大學講課，南因果的獨生子就主要由爺爺奶奶照料。爺爺奶奶對孫子就像對自己兒子一樣管教很嚴，沒有隔代溺愛問題。南因果妻子跟我說，婆婆辛苦哺育孫子成人，她打心眼里感激。

　　周游上海弄堂的科隆市長

　　再來說說時任科隆市市長羅特斯，因為采訪過他多次，真心對這位白發蒼蒼的德國第四大城市的市長有親近感，因為他的坦誠開放，還因為他“與眾不同”。

　　2012年2月20日，科隆市長羅特斯（左二）在科隆狂歡節上。（班瑋 攝）

　　聽說過有德國市長到中國“微服私訪”嗎？至少我只知道就羅特斯這么干過。那是在上海世博會期間，他率領科隆“胡納”樂隊、狂歡節社團“紅色火花”和科隆歌劇團的藝術家們訪華。在大團活動間歇，他在科隆市中國事務顧問孟宙的陪同下，一身便裝周游于上海的大街和里弄，和市民一起擠地鐵，和出租車司機討論上海的交通狀況，與上海來了一次零距離接觸。

　　在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他想跟門口站崗的警衛合影，對方看他是老外，有點躊躇。但他說，我當過科隆警察局局長，咱們算是同行。一句話打消了警衛疑慮。

　　有一天一大早起來，他冒著小雨到黃浦江邊上跑了10公里。看到很多市民也在江邊晨練，他感覺同道滿天下。

　　他此前從未到過中國。回德后他接受我采訪時說，這次訪問，除了親歷了一屆精妙絕倫的世博會外，還改變了他許多關于中國的先入為主的印象。

　　他說：“在去中國之前，我讀到或者聽到過許多關于中國的東西，頭腦里已有了一幅中國圖景，但這些都需要和真實的情況加以比較。中國之行給我留下非常積極的印象，中國人民樂觀向上，開放好客，對新鮮事物充滿好奇心。”

　　他認為，只有親身體驗才能真正認識一個國家，也正因如此，他決心大力推進科隆各界與中國的交流，讓更多德國人了解中國這個遙遠的國度。當時我還問他：如果你當北京市長會干些什么？他想想了說：我不敢當，因為北京太大了。不過如果真讓我當，我會想辦法為騎自行車的人創造更多便利，這樣更環保。

　　剛才說到長跑，這可是他的強項。上世紀60年代的時候，他曾得過德國森林越野跑的青年冠軍。在莫斯科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的1500米跑中，他拿過第7名。過去20多年里，他共跑過20多次馬拉松。

　　當時羅特斯已快退休了，但我遇見的他，總是滿面紅光，工作不知疲倦。有一年到柏林國際旅游展的科隆展臺采訪，看他連續幾個小時一直親自在展臺內外忙乎，與各方人士商談，還抽出了不少時間接受我采訪。

　　他說中國人普遍達觀開放，他自己也是這樣。一進他辦公室的會議廳，就能看到墻上掛著大大的中國畫。以前還見過他的中文名片，以及一枚刻著他中文名字的印章。他接受采訪時曾多次強調“理解”二字，指的是在國際和人際交往中，“如果雙方都盡可能了解、理解、諒解和尊重對方，雙方合作就會有很好的基礎”。

　　被難民潮困擾的德國人

　　2015年前后，時任德國總理默克爾作出一個歷史性決定，幾百萬主要來自中東北非的難民被接納入德國。一開始德國媒體上是一片贊揚聲，德國各地盛行“歡迎文化”。但是，隨著難民們融入的社會成本漸顯，甚至發生“獨狼”恐襲事件，輿論迅速反轉。難民問題成了導致德國政治撕裂的一大社會難題，是近年來德國極右翼“選擇黨”不斷在選舉中得勢的一個根本原因。

　　我是在難民潮初起不久從德國離任的，沒接觸過選擇黨人，倒是認識一名深受極右翼思潮影響的商人。這人長得儀表堂堂，愛交朋友。我也是經友人介紹認識他的。有次他出差來柏林約我在中餐館相聚。聊天時他講起自己的父親是東歐某國的德裔，二戰結束時才13歲，一個人背井離鄉從原籍步行千里逃難到德國西北部港口城市不來梅，后來自我奮斗進入大學學經濟管理，最終當上了企業高管。因為父親這段逃難經歷，他一個勁兒地抱怨德國檢討戰爭歷史只談自己的戰爭罪責，避而不談也有很多東歐德裔戰后也淪為像他父親一樣的“被驅趕者”。

　　在他去衛生間的時候，旁邊餐桌的一名德國年輕姑娘很激動地跑來跟我說：“你不要相信剛走這位的胡言亂語。他不能代表德國。”

　　時移勢易，如今難民問題仍困擾著德國。那些將選票投給以排外為主要政綱的選擇黨的人可能是大學教授，也可能是任何對德國現狀不滿者。經濟狀況不佳，歐洲內部團結和傳統的跨大西洋伙伴關系這兩根德國外交政策支柱因特朗普沖擊越來越靠不住，政壇碎片化，現在的德國可謂困難重重，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系統失靈”風險。

　　自信和不自信的德國

　　剛去德國的時候，親歷的是自信滿滿的德國。有兩個表現：一是一位德國權威政治學教授把自己的慶生會辦成了學術研討會，討論的一個議題是德國是否國力已經強盛到可以在國際舞臺上更多地自行其是，而不是僅滿足于在歐盟內部與法國一道推動歐洲一體化，和在國際上追隨美國行事。二是2007年德國主辦海利根達姆八國集團峰會時，時任總理默克爾在會上積極推銷德國人引以為傲的社會市場經濟理念。

　　現在看來，默克爾連續執政的16年可以說是德國總體順風順水的“好時光”。輿論普遍認為，默克爾執政前期德國經濟的良好局面是前人栽樹后人乘涼，更多要歸功于其前任施羅德強力推行旨在改革福利體系和就業政策的一攬子方案“2010議程”。面對德國經濟增長乏力、失業率居高不下、社會福利開支節節攀升的局面，施羅德推進的這場深刻的社會政策變革的確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使德國摘掉了統一總理科爾執政后期“歐洲病夫”的帽子，但也因為得罪了眾多選民，最終導致施羅德下臺。

　　2005年11月22日，在德國首都柏林，德國新總理默克爾（右）與卸任的前總理施羅德（左）在總理府舉行交接儀式。（吳曉凌攝）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如今的德國又被媒體稱作“歐洲病夫”。但是，德國目前面臨的形勢又遠比21世紀初被稱為“歐洲病夫”時復雜得多。當時問題主要源自國內，而這次在全球變局中，德國的經濟支柱又遭受了關稅戰和俄烏沖突導致的能源價格高企等不利因素重創。面對碎片化的國內政治格局，德國想走上一條系統性變革之路可謂難上加難。

　　德國還是有很多值得自豪的方面：基礎研究、隱形冠軍、對實體經濟的重視，還有高質量的大學教育和享譽全球的雙元制職業教育。但目前，德國人最缺的恐怕是心氣和心齊。

　　在黑格爾和馬克思誕生的國度，用辯證法去理解德國過去幾十年的順境逆境變遷更是順理成章：順境是積累與沉淀的土壤，卻易滋生惰性；逆境是危機與挑戰，卻能倒逼突破，二者相互依存、動態轉化。德國哲學和社會現實都印證這一點：順境中保持“批判式警醒”，逆境中堅守“建設性韌性”，才能實現從“穩定”到“進階”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