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方圖謀修改“無核三原則”，無異于動搖日本核政策的基石，是對全球核不擴散體系的挑戰，將給世界和平帶來重大震蕩，加劇核擴散風險

　　日本在二戰后慣有將自己打造成“核受害者”的政治偏好，卻鮮有檢省自己在二戰時曾是“核加害未遂者”。

　　二戰期間，日本為實現“布國威于四方”的擴張野心，與美英等國在原子彈研究方面展開速度競賽，妄圖憑此贏得侵略戰爭的勝利。日本陸軍、海軍分別開展原子彈研發計劃，在二戰結束前都未獲成功。1945年11月，美軍將日本用于制造核武器材料的回旋加速器拆毀后扔進了東京灣。難以想象，具有強烈對外侵略意圖的日本，如果更早實現核武裝，將給世界帶來多么深重的災難。

　　日本的核武裝企圖并未因戰敗而消失，而是如暫時蟄伏的種子，悄然埋藏于日本右翼分子的意識深處。近期，日本高官暗示可能修改“無核三原則”、宣稱“不排除引進核潛艇”、揚言“日本應該擁有核武器”，種種表態并非孤立的政治妄言，而是日本安全戰略加速轉向的敏感信號。它們清晰地表明：戰后被日本政界長期視為禁忌的“核選項”，正被推向公開的政治辯論并不斷突破底線。國際社會應該看清日本核武政策轉向背后的深層戰略圖謀。

　　第一，突破戰后體制，謀求“軍事大國”地位。日本右翼長期推動自我松綁、擴張軍力，圍繞核武政策的討論意在弱化戰后體制的約束力度，為修改“和平憲法”、謀求成為“軍事大國”積累政治資本。

　　第二，借助輿論反應，測試政策邊界。日本政客通過釋放“應該擁核”等突破性表述以及試探性討論，從國內外輿論反應中研判擁核的現實阻力與操作空間，為后續政策修訂進行輿論鋪墊。

　　第三，增強自主威懾力，重塑美日同盟內部角色分工。日本對太平洋對岸的盟友從不放心，將“自主擁核”視為日本降低對同盟關系依賴程度、增強自主威懾的選項。日本右翼也急欲在同盟核議題中擴大參與空間，逐步提升其在同盟核威懾體系中的議價能力。

　　第四，構建攻擊能力，向周邊施加戰略壓力。日本試圖通過在臺海、東海及周邊方向強化武力威懾能力，影響周邊國家的戰略判斷與行動空間，從而謀求在地區力量格局中占據更有利的位置。

　　戰后日本以國策方式確立的“無核三原則”，既是日本反省戰爭罪行的產物，也是其重返國際社會的和平承諾。它源于廣島、長崎的慘痛記憶，成形于冷戰對峙的特殊背景，本應成為日本對軍國主義的自我約束、對亞太鄰國的安全承諾。日方圖謀修改“無核三原則”，無異于動搖日本核政策的基石，是對全球核不擴散體系的挑戰，將給世界和平帶來重大震蕩，加劇核擴散風險。

　　“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維護“無核三原則”的嚴肅性與完整性，是日本對歷史、對地區、對后代所必須承擔的責任。日本應該汲取自身經歷原子彈轟炸的歷史教訓，徹底反思日本軍國主義給亞洲各國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難，而不是借此打“悲情牌”，企圖重拾核武裝舊夢。

　　東亞的和平與繁榮，需要各國共同悉心呵護。日方任何觸碰“核紅線”的言行，都是對地區人民福祉的嚴重威脅。國際社會要警惕日本再次走向核武裝，共同遏制日本“新型軍國主義”的蔓延。

　　（作者為南開大學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