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西藏網訊 被譽為“十三朝古都”的西安，以周秦漢唐幾代歷史遺存最負盛名。在明城墻內西北角上，有一處建于清代的皇家寺院，這就是陜西省唯一的一座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廣仁寺。

　　有著“漢地雪蓮”美譽的廣仁寺是康熙皇帝于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在巡視西陲之后，為了鞏固多民族國家的政權統一，更好地以藏傳佛教籠絡蒙古而敕建的，它為當時從青海及西藏等地派遣的僧侶提供了歇腳處，同時成為達賴、班禪赴京朝覲途中的行宮。幾百年來，雖歷經風雨，廣仁寺內的不少文物古跡依舊保存至今，藏在精舍待君識。

　
圖中左為《御制廣仁寺碑》，右為康熙御筆《御制廣仁寺碑》碑文 攝影：李元梅

　　碑石與康熙御筆真跡雙全的《御制廣仁寺碑》

　　西安是人文勝地，古代名碑數不勝數，但碑石與手書真跡能俱存至今者寥若晨星，康熙《御制廣仁寺碑》便是其中之一，堪稱鎮寺之寶。

　　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廣仁寺建成之后，康熙皇帝為此撰寫了一篇碑文，名為《御制廣仁寺碑》，敘述了他巡視陜西的活動及意義，闡明了敕建廣仁寺的經過、目的和意義。如今，人們還能在廣仁寺中見到裱于黃緞之上的康熙御筆真跡，只見邊沿有些許磨損和蟲蛀小孔，字跡部分尚完好無損。從碑文可見，敕建廣仁寺是為了長治久安而采取的一項“因俗宜民”的政策。

　　《御制廣仁寺碑》嚴格按照康熙御筆真跡雕刻，為康熙年間宮廷刻師梅玉峰的杰作。清末，碑亭被毀，碑石被移至西安明城墻小北門，后又移回寺內。因字跡已磨損，民國時依據真跡重新刻寫，碑陰刻有廣仁寺僧人與陜西辛亥革命先驅張云山交涉歸還此碑的經過，也成為了重要的歷史文獻。碑首因歷史原因已與碑身脫離，但未散失，現獨立擺放在新修的碑亭之前，作為歷史文物被精心保護。

　　
圖為藏經閣內部 攝影：李元梅

　　
圖為藏經閣內供奉的釋迦牟尼佛十二歲等身像和彌勒佛立像 攝影：鄭朔

　　
圖為藏經閣內所藏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修訂的明代版《大藏經》（部分） 攝影：李元梅

　　康熙皇帝御賜明代版《大藏經》

　　廣仁寺建成之后，康熙皇帝曾將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修訂的明代版《大藏經》6600卷及藏文《甘珠爾》107卷賜予該寺，如今，這些彌足珍貴的佛教典籍還珍藏在寺內的藏經閣中。

　　藏經閣分為主殿和左右翼殿，主殿樣式為雙層樓閣式歇山頂，翼殿為單層攢尖頂。主殿一層正中供奉著釋迦牟尼佛十二歲等身像，其后佇立著一尊香樟木雕刻的9.9米高彌勒佛立像。行至藏經閣二層，便可見兩側的紅木書柜中擺滿了佛教典籍。

　　
圖為綠度母殿 攝影：李元梅

　　
圖為康熙御書“慈云西蔭”四字匾 攝影：李元梅

　　聲名遠播的“綠度母道場”

　　廣仁寺建成之初，康熙皇帝御書“慈云西蔭”四字匾賜寺，現懸掛于綠度母殿殿門外上方，此匾外框鏤空雕刻花蔓，內框浮雕九龍。康熙自比“慈云”而賜“蔭”于西陲，證明了他建寺于西安而用心在蒙藏。

　　殿內主供的綠度母菩薩像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比廣仁寺的歷史悠久得多，這尊佛像背后還有一個動人的故事。

　　相傳唐朝時，祿東贊受松贊干布之命被派到大唐求親時，從吐蕃帶去這尊綠度母菩薩像并獻給了唐太宗，唐太宗將其供奉在唐朝的皇家寺院——開元寺。文成公主出嫁吐蕃時，請走了開元寺供奉的釋迦牟尼佛十二歲等身像。后來，唐太宗到開元寺去拜佛，看著空著的蓮花座，心想：在這上面供奉一尊什么佛像好呢？這時，綠度母菩薩像開口講話了：“皇上不必供奉其他佛像了，就由我來替代釋迦牟尼佛教化和普度長安的眾生吧！”從此，這尊“長安綠度母”聲名遠播。康熙皇帝敕建廣仁寺時，把這尊綠度母菩薩像從開元寺請到了廣仁寺供奉，因此廣仁寺又被稱為“綠度母道場”，很多藏傳佛教信教群眾不遠千里趕來朝拜。

　　
圖為“團結柏” 攝影：李元梅

　　奇樹“團結柏”

　　廣仁寺中除了鎮寺之寶等珍貴的歷史文物，還有不少有趣的自然現象。二進院院庭中，有一棵柏樹，并非兩樹一身，也未曾嫁接，但樹冠卻由兩種不同的柏葉組成，一種是針葉柏的針狀葉，一種是扁柏葉。雖不知原因為何，但這與康熙敕建本寺以增進民族團結之意相合，因此得名“團結柏”。

　　
圖為廣仁寺 攝影：李元梅

　　繞著西安明城墻一圈，駐足西北角，俯瞰廣仁寺，寺院玲瓏別致，古樸典雅。作為一座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廣仁寺的建筑與文物融合了漢、藏、滿、蒙文化特征，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見證，在歷史上起到了促進民族團結的積極作用。（中國西藏網 記者/李元梅 部分資料參考自陳景富編著《康熙敕建廣仁寺》、仁欽扎木蘇主編《西安廣仁寺文史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