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義烏，很多媒體會把目光聚焦在數字上：年進出口總值8000多億元，外貿出口額居全國縣（市、區(qū)）首位；市場經營主體超126萬戶；與23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有貿易往來，世界杯哨聲未響，義烏先“爆單”……用傳統(tǒng)經濟學理論很難解釋，一個不靠海、不沿邊、缺資源的小縣城，何以走出縣域經濟的成功實踐？

　　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時曾指出：“我說義烏的發(fā)展是‘莫名其妙’，其實奧妙就在豐厚的文化底蘊。”義烏的奇跡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其中最深層次的答案要從文化里找，“義烏現象”本質上也是一種文化現象。

　　今天，我們就從文化的角度來聊聊這個世界超市。

　　一

　　地理環(huán)境是文化面貌的塑形者，讀懂一方水土，也就讀懂了生長其上的文化密碼。

　　義烏地處浙江中部，在古代隸屬于八婺地區(qū)。地理上的“中”，往往意味著文化上的“匯”，八婺大地滿天星斗般璀璨多元的文化給了義烏豐富的滋養(yǎng)。浦江上山遺址的萬年稻作揭示了先民勤耕不輟的生存底色；南宋時期，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力倡“實事實功”“義利雙行”，打破了空談心性義理、輕視事功之風；“叱石成羊”等黃大仙傳說，則以化石為羊的民間想象，傳遞出化不可能為可能、點石成金的智慧。這些文化在居中的義烏激蕩融合，構成了義烏獨特的文化樣態(tài)。這里的人務實又敢闖，精明又厚道，守正又求變，恰如那搖響四方的撥浪鼓，簡單器具里藏著通達天下的智慧。

　　區(qū)域文化的形成和發(fā)展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文化的賡續(xù)傳承則為一個地方發(fā)展積淀起深厚的底蘊。

　　在義烏，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革命文化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交相輝映。無論是經世致用、義利雙行的傳統(tǒng)哲思，還是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時品味“真理的甜味”所代表的革命精神，以及改革開放后興商建市、敢為天下先的創(chuàng)業(yè)文化，都在這里貫通融合、蓬勃生長，為義烏發(fā)展鑄就了厚重的根基，更注入了綿綿不絕的內生動力。

　　文化對一方發(fā)展的作用，終歸要通過影響人來實現。人是文化的載體，有什么樣的文化，就會涵養(yǎng)出什么樣的人；有什么樣的人，就會催生出什么樣的發(fā)展。

　　根植于義烏大地的文化包容而連續(xù)，充分激活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千千萬萬的貨郎、攤販和商戶敢于打破常規(guī)、持續(xù)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他們從一副貨郎擔走四方，到搭建起全球小商品貿易網絡，將骨子里的勤耕、信義與機變轉化為生動的發(fā)展實踐，書寫出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興一座城的時代傳奇。

　　義烏分水塘村 圖源：“義烏發(fā)布”微信公眾號

　　二

　　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習慣把文化和經濟看作兩件事，認為文化是“軟”的，經濟是“硬”的；文化屬于精神層面，經濟屬于物質層面。事實上，文化與經濟從來不是兩張皮，它們相互融合、互為轉化。

　　習近平總書記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人文經濟學”的重大理論命題，明確指出“文化很發(fā)達的地方，經濟照樣走在前面”，強調要“以文化賦能經濟社會發(fā)展”。這些重要論斷破除了文化與經濟二元對立的迷思，而義烏便是二者交融互動的范例。

　　在這里，文化就是生產力，傳統(tǒng)文化中的義利觀、道德觀被深度嵌入現實經濟運行。比如去年一名義烏商戶因客戶操作失誤，收到一筆“意外之財”——原本5.9萬元的貨款變成了13萬元，商戶沒有片刻猶豫便聯系上客戶，將多收的7萬多元如數退還，誠信經營的理念早已深深融入每個個體的心中；再比如前段時間，面對戰(zhàn)火中的伊朗合作伙伴，義烏老板主動喊話“錢別轉，你留著，希望你平安”。正是這種樸素而富有人情味的價值取向，讓義烏小商品在全球競爭中牢牢贏得了客戶信賴。

　　與此同時，蓬勃的市場實踐也在反向塑造城市精神特質。與23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的貿易往來，使義烏人深知機會均等、尊重規(guī)則方能行穩(wěn)致遠；數萬名常駐外商帶來多元文化交融，讓尊重差異、包容互鑒成為城市底色。

　　誠然，中國大地上的歷史文化名城星羅棋布，耕讀傳家的傳統(tǒng)處處可見，勤勞智慧的人民比比皆是，但像義烏這樣“無中生有”的奇跡并不多見。為何文化能成為義烏奇跡的重要密碼？有學者指出，其中的關鍵就在于能否讓文化實現創(chuàng)造性轉化與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

　　在筆者看來，義烏的獨特之處，在于它將源自農耕文明的樸素義利觀升華為現代市場運行規(guī)則。“義”不再只是對鄉(xiāng)鄰的道義，也是對遠方客戶的信用承諾；“利”也不再是單純的利益追逐，而是建立在互信上的可持續(xù)回報，這一轉化使傳統(tǒng)道德從情感紐帶上升為制度理性。反過來，現代市場的規(guī)則意識、契約精神又倒逼傳統(tǒng)義利觀擺脫空洞說教，變得可操作、可檢驗、可積累。于是，農耕文明的文化基因不僅未被商品經濟消解，反而在全球化、數字化浪潮中獲得了新生。

　　央視《新聞聯播》聚焦“義烏發(fā)展經驗” 圖源：央視新聞客戶端

　　三

　　有人說，義烏以小商品成就大市場，充分彰顯了市場的強大力量，并據此片面地認為，西方市場經濟模式具備天然先進性。殊不知，市場只是配置資源的手段，并不專屬于某一種社會制度。透過義烏這扇窗口，我們反而能夠更清晰地看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西方市場經濟之間的本質區(qū)別。

　　主流西方經濟學的基礎假設認為：人是理性的經濟人，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這種假設在理論上能優(yōu)化資源配置，帶來經濟繁榮。但在現實中，它也一再導致市場失靈、信任危機和貧富兩極分化。我們在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經歷過市場失靈，也曾很多次面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到底姓‘社’還是姓‘資’”的質疑，但義烏給了這樣的聲音最有力的回應。

　　義烏商人奉行一句老話：“一分利吃飽飯，十分利餓死人。”他們不貪圖暴利，而信奉薄利多銷、細水長流。過去義烏商人中還有“進四出六”的說法，即賺了十分錢，自己只留四分，把六分給合作伙伴、讓利給客戶。這種義利觀并非不計回報，而是蘊含著共生共榮的道理，也正是這樣的義利觀塑造出了有情有義的鮮活個體。

　　此外，西方市場經濟的繁榮多依賴資本集聚，先有大資本、大工廠，再帶動就業(yè)；義烏則相反，先有千千萬萬敢闖敢試的普通人，順勢成長為世界級市場。在這里，機會不是攥在少數資本手里，而是平等惠及每一個奮斗者。

　　從義烏的實踐中能看到，經濟繁榮從來不是靠公式推導出來的，也不是依賴數學模型算出來的，而是由一個個具有人文精神的具體的人，一步一個腳印干出來的。對“人”的回歸、對創(chuàng)造的尊重，賦予經濟發(fā)展以文化的厚度和溫度，實現了對“理性經濟人”的超越。這種以人為本、義利兼顧、共建共享的發(fā)展理念，恰恰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獨特的內核。

　　中外客商在義烏全球數貿中心觀看數字大屏 圖源：新華社

　　四

　　義烏是一座“世界性”的中國縣城，10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的2萬名外商常駐于此，不同膚色、語言的人們在這里經商、生活。面對如此多元的群體，如何在不同文化背景的經濟主體間構建可持續(xù)的合作秩序？義烏給出的答案是尋找共同的文化價值。

　　比如首創(chuàng)“外籍調解員”機制。來自韓國、尼泊爾、印度、德國、阿富汗等10多個國家的人士組成了特殊的“調解團”，當不同國籍的商人因合同、貨款、貨品交付標準等產生爭議時，這些“洋娘舅”便介入其中，運用各自的文化優(yōu)勢有商有量讓雙方的情緒降溫，最終解決問題。這種調解巧妙地將中國“以和為貴”的傳統(tǒng)智慧與世界人民對公平正義的普遍追求融為一體。

　　比如成立“中外居民之家自治委員會”，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同參與社區(qū)事務，“洋街坊”變成了“主人翁”。每逢春節(jié)，中外居民還會一起包餃子、剪窗花、貼春聯，共話年俗。正是這種開放包容的相處模式促成了不同文明間潤物無聲的對話。

　　還比如義烏中國小商品城為8萬個商位建立了統(tǒng)一的信用評價體系，所有商戶不論國籍，都要接受“信用二維碼”的公開監(jiān)督。外國客商不僅能看到中國老板的誠信記錄，外籍商戶如果缺斤短兩、以次充好，同樣會被處罰。正如一位外籍商人所說：“在義烏，信譽就是最好的護照。”這套透明的規(guī)則清楚地表明，信用與公平不是哪種文明、哪種文化的專屬，而是所有文化普遍認同的共同價值觀念。

　　在筆者看來，文化差異并非合作的障礙，真正的障礙是文化隔閡。打破隔閡，不是要消除差異，而是要找到彼此的最大公約數。義烏這座“小聯合國”之所以能平穩(wěn)運轉，靠的正是這個公約數。對于當下這個不太安寧的世界，這何嘗不是一種啟示？

　　今天，義烏的撥浪鼓在世界搖響，那聲音里不僅有商品的喧騰，更有歷史深處傳來的回響。古老文明如何與現代世界深度共鳴，這座小城還在繼續(xù)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