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以來，在日本和西方史學界，陸續出現所謂的“東洋史觀”“內亞史觀”“新清史觀”“征服王朝論”等錯誤史觀，意圖割裂北方少數民族及其所建政權與古代中國的緊密關系，將“歷史中國”局限于“漢地18省”。這些學說又被形形色色的反華政客利用，作為肢解現代中國邊疆的歷史與文化依據。這些學說的共同性，是將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異化為“永恒的異民族”，將“游牧－農耕”“內亞（內陸亞洲）—漢地”異化為“永恒的對立”，鼓勵邊疆民族從域外文明中尋找新的認同，最終達到拆解分裂中華民族的目的。如果不去深究這些學術研究的研究視角、研究意圖、研究目的等深層的動機問題，很可能不知不覺中沿用這些錯誤史觀而落入陷阱。

　　“南北二元對立”史觀的政治背景

　　20世紀初，日本東洋學學者白鳥庫吉、內藤湖南等著意建構“南北二元對立論”，認為歷史上的匈奴、夫余、肅慎、烏桓、鮮卑、室韋、柔然、突厥、契丹、蒙古都是與漢族敵對的“外族”或“外國”，整個東亞大陸的歷史就是以長城為界的中原漢族與北方民族對抗的歷史，一方面人為地將中國古代北方民族與中原漢族對立起來，將“中國”局限于“漢地18省”；另一方面卻將日本民族與滿族、蒙古族、朝鮮族等我國北方民族的血統文化親緣關系拉近。“文化中心轉移說”進一步認為，南北朝之后漢人已經衰落，唐以后中華文化步入老年期，宋以來處于停滯期，中華文明的中心轉移到日本。

　　“滿蒙非支那論”認為古代中國沒有明確的領土和邊界概念，中國領土的形成是近代以來清政府與列強交涉的結果，滿蒙地區不是中國的領土。“滿鮮史觀”，宣揚滿（洲）（朝）鮮一體化，夸大滿鮮同源性，突出“滿鮮”與中原地區人種和文化的差異。其重要的理論支撐是“日鮮同祖論”“滿鮮一體論”“間空地論”和“滿洲非支那論”等。這一系列的學術理論，其目的在于從歷史上分裂中國，為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提供學術上的支持。

　　二戰結束后，“滿蒙史觀”受到批判，但其最核心要素“南北二元對立論”卻被西方漢學家、德裔美國人魏特夫所接受，提出了“征服王朝史觀”，將中國古代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權分為“滲透王朝”和“征服王朝”兩種類型。他認為“五胡”建立的十六國在向中原漢地滲透的過程中，逐漸演變為陷入內地、失去根基的政治軍事集團，這些“滲透型”的王朝缺少制度創新的動機與資源，未能突破中國傳統體制。遼、金、元、清則通過大規模的軍事征服，在漢地迅速建立統治，卻仍然精心維持著作為人力和文化后方的遼闊根據地。“征服型”王朝根據這樣一種版圖結構，創制出不同于純中原式的國家建構模式，使帝國經濟基礎的漢地和統治者“祖宗根本之地”之間保持著平衡。而且，還為治理其他非漢族群體，提供了比中原漢制更有彈性、更能持久的制度框架。他通過對遼代社會的具體研究，強調契丹社會和漢族社會的差異性。

　　▲遼代白釉雞冠壺，出土于內蒙古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耶律羽之墓，是仿照皮囊壺燒制而成的瓷器，是遼代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融合發展的實物例證。（圖片來源：中國民族網）

　　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域外學術界開始從“內亞”的視角研究中國及亞洲歷史。“內亞”是“內陸歐亞”的簡稱，最初由德國地理學家洪堡特提出，是一個自然地理概念，是指以歐亞草原為中心，東至黑龍江、松花江流域的森林地帶，西抵歐洲多瑙河流域，南與世界主要定居文明區域相毗鄰的獨特地域，中國的東北地區、內蒙古、新疆、西藏以及青海、甘肅、陜西和山西的部分地區都名列其中。拉鐵摩爾、羅茂銳、傅禮初、賽諾等學者使用并發展了“內亞”概念，其內涵也逐漸演變為包括語言、文化、政治、民族、宗教等研究內容的歷史地理概念，產生出“內亞史觀”。美國歷史學家歐立德、羅友枝等人將“內亞史觀”和“征服王朝史觀”相結合，用以研究清朝歷史，形成了“新清史”學派，繼續宣揚“滿蒙非中國論”，將“滿洲”與“中國”相對立，強調漢族與滿蒙的差異性。

　　由此可見，域外學者所構建的各種史觀和史論，盡管在學術方法上有其成就，但其核心就是“南北二元對立”和“滿蒙非中國”論。

　　他們通過強調內陸亞洲或者北方游牧社會結構的區域共同性，回避甚至消解中原王朝在北方草原地域的歷史存在與影響，人為割斷北方游牧族群與中原漢人之間的密切互動與歷史聯系。

　　“唐宋變革論”實質是“去中國化”歷史理論

　　盛極一時的唐王朝的最后崩潰，在 20 世紀的部分海外學者心目中意味著中華文化的衰落。例如典型的“唐宋變革論”“文化中心移動說”，斷言中國的社會文化自唐以后步入老年期，宋代以來處于停滯期，東亞文化中心轉移到他處。這類思想深藏“胡漢對立”的思維，將唐以后的中國劃分為“純中國世界”和“非中國世界”，而“中國”只包括兩宋（漢族），遼夏金屬于“周邊民族”。這類觀點雖然在表面上是以學術討論的方式呈現，但卻始終未能把握中國歷史發展的實質。

　　唐朝以安史之亂為界，可分成前后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格局，后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唐宋之間政治制度、社會文化的連續性原本十分清晰，然而，20 世紀日本學者套用西歐歷史分期法，依照西方話語體系來詮釋中國歷史，提出“唐宋變革論”新說，主張唐代是中世紀的結束，自宋代開始，中國已提前進入了西方歷史分期中的“近世”。

　　“唐宋變革論”用胡漢對立的視角割裂了中國歷史。它立足于所謂“中國本土”，但“中國”只限于兩宋，同時期的遼、西夏、金則屬于“周邊民族”，不包含在中國范圍內。可見，“唐宋變革論”實質是一種以學術形式包裝的“去中國化”歷史理論。

　　“唐宋變革論”之中還隱含著一種“中國停滯論”。這種觀點認為宋代社會過于早熟，提前進入“近世”四五個世紀，反而導致晚清中國弊政叢生，阻礙了中國邁向現代社會。因此，中國的現代化需要外部力量來“刺激”。而所謂的“刺激”就是以日本為主的“先進國家”接管中國，“幫助”中國打破“停滯”。換言之，日本已取代中國成為東洋文化的新中心，中國文化終將消融于日本文化之中。這實質上是企圖為日本入侵中國張目。

　　西方中心主義影響下的東洋近世民族主義論

　　一直以來，海外中國史研究流行“征服王朝論”與“東洋近世民族主義論”。前者將遼、金、元、清等視為與秦漢、隋唐、宋明等“漢族王朝”不同的“征服王朝”，又被日本學者發展成為“胡族國家”論，將中國北方族群建立的區域性政權視為完全獨立于中原文化系統的“胡族國家”；后者將宋代歷史界定為中國歷史進入多個早期民族國家并立并構成列國體系的“近世”，認為遼、宋、金各政權在對峙抗爭中萌生了近世民族主義意識，這顯然是受到西方中心主義的影響，將西方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奉為學術圭臬。

　　這些論調的共同問題是通過強調內亞游牧社會結構的區域共同性，回避甚至消解中原王朝在北方草原地域的歷史存在與影響，人為割斷北方游牧族群與中原漢人之間的密切互動與歷史聯系。而這一時期的歷史表明，建立遼、金政權的契丹、女真長久以來就是中華文明體系的一部分，在其統轄范圍之內，多族群聯盟與多族群交融是主流。遼人、金人、宋人，更非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各政權之間的邊界也不能等同于近代主權國家之間的邊界，他們也并不以建立“一族一國”的族性政權為目標。他們共享的“中國”意識，并不是近代民族主義意義上的國族意識，而仍然是追求“天下一家”的中國傳統觀念。總之，這些論調本質上是又一種南北對立論、游牧—農耕對立論，不符合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規律。中華民族共同體不是多元對立沖突的產物，而是以融合會通解決多元對立沖突的結果。也正因如此，中華文明演化成為融合農耕、草原、海洋的復合型文明。

　　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

　　中華民族共同體不是多元族群永恒沖突的產物，而是多元族群以融合會通解決對立沖突的結果。各民族之所以團結融合，多元之所以聚為一體，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源自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一的內生動力。正因如此，中華文明能夠演化成為融合農耕、草原、海洋文明的恢宏廣大的文明體系。以共同體史觀為基礎的中華民族歷史觀，能指導人們準確認識中華文明起源和歷史脈絡，準確認識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準確認識中華文明的燦爛成就和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使各族人民人心歸聚、精神相依，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

　　綜上所述，站在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立場上，我們要旗幟鮮明地反對域外學術界的錯誤觀點，堅持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

　　（作者簡介：姜維公，長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