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加力擴圍，真金白銀直達消費者，手機、平板和智能手表手環成了新的年貨三件套；借助大規模設備更新政策，設備工器具購置投資得到有力拉動，帶動技術創新、產品上新。“兩新”政策同步推進，有效需求牽引供給，高水平供給又創造新需求，內需潛力不斷激發，高質量發展活力持續釋放。

　　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必須統籌好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并把“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放在一系列重點工作任務的首位，強調要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統籌謀劃擴大內需和優化供給的要求，清晰體現了新時代以來經濟治理的思路，對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抓好經濟治理的關鍵問題

　　供給和需求，是市場經濟內在關系的兩個基本方面。經濟活動是一個動態周而復始的循環過程，也是一個供給與需求從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的動態演變過程。供給與需求“齒輪咬合”得緊密，資源才能夠得到合理分配，生產要素才能夠流向最需要的環節，進一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才能夠順暢銜接、運轉絲滑。由此，統籌好總供給與總需求的關系，也就成為現代經濟治理中的關鍵問題。

　　促進宏觀經濟健康發展，供給側和需求側的招數都要用。縱觀世界經濟發展史，經濟政策是以供給側為重點還是以需求側為重點，要依據一國宏觀經濟形勢作出抉擇。縱覽黨的十八大以來的非凡歷程，我國一系列政策舉措，也都是針對供需失衡的具體情況提出的，是為了矯正供需間不匹配乃至錯配的問題，更好地通過供需兩側協同發力暢通經濟循環。

　　2015年初，一篇《去日本買只馬桶蓋》的網文戳到了發展的痛點。一邊是國外的馬桶蓋等產品被中國游客熱捧，一邊是大量國產電器找不到銷路、過剩產能難以消解。普通日用品消費需求外溢，顯示出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是生產能力匹配不上消費需求，是結構性的矛盾，需要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這是科學認識形勢后確定的經濟治理藥方，展現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戰略視野。

　　我們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要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其根本目的是使我國供給能力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從而保持經濟持續平穩發展，更加符合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本質要求。這樣的改革也是為了擴大內需，而且是積極地擴大內需。

　　供需關系是不斷變化的。抓好統籌供需這個現代經濟治理中的關鍵環節，也始終伴隨著統籌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關系的探索。過去一段時間，正是由于市場機制的作用發揮得不夠，政府干預過多，導致產能不能及時出清，引發各種結構性矛盾。破解矛盾，下好經濟發展“一盤棋”，始終需要政府有所為有所不為，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始終需要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

　　政府搞好環境“守正”，市場才能創新“出奇”。從這個角度看，“五個必須統籌”，既各有側重，又相輔相成，統一于推動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全面地、聯系地、系統地把握，更能深入領會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

　　應對需求不足的突出癥結

　　在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階段，統籌好總供給和總需求這對關系，面臨新的問題。

　　翻看2024年中國經濟成績單，我們欣喜于持續回升向好的表現，也深切地知道，“穩”“進”之時有難處、亮點之中存隱憂。

　　從主要指標看，高于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的指標多集中于供給端，全國規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5.8%，高于GDP5.0%的增速；在需求端，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均顯著低于GDP增速，分別為3.2%與3.5%。尚未充分激發的總需求，制約了我國經濟增長潛力的充分發揮。

　　從需求結構看，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44.5%的貢獻率較2023年的82.5%下降幅度較大；對GDP增長的拉動作用，也從2023年的4.3個百分點下降到2.2個百分點。在消費占GDP比重偏低情況下，消費的經濟拉動力必然不夠強勁，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自然難以充分發揮，由此導致增長速度放緩、企業經營困難、居民收入下降等問題，成為當前“國內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

　　與需求不足相對應的，是部分行業的產能過剩。全國規上工業產能利用率為75%，相比2023年下降0.1個百分點，相比2021年的高點下降2.5個百分點。隨著逆全球化趨勢加劇、外需承壓加重，化解過剩產能的難度還會進一步提升。

　　超大型經濟體，必須把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基礎建立在國內需求強大支撐的基礎之上。綱舉目張做好當前經濟工作，迫切需要生產與消費亦即供給與需求兩頭聚力發力，既要持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要加快補上內需特別是消費短板，使內需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和穩定錨，更好帶動和引領國內國際雙循環，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重塑競爭新優勢。

　　拓寬空間，堅持以供給創造需求。從“闖市場”到“創市場”，傳統產業進入下行通道，部分傳統工業產品產量已達到或接近峰值，高附加值、知識密集型等滿足需求變化趨勢、符合新質生產力發展方向的新興產業、未來產業將帶動產業升級。圍繞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發展、開展新技術新產品新場景大規模應用示范行動、抓住“點數成金”機遇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突破供給約束堵點、卡點、脆弱點，有助于以自主可控、高質量的供給適應滿足現有需求，創造和激發新的需求。

　　釋放潛能，堅持以需求牽引供給。供給與需求、生產與消費、居民收入與市場創造相聯相通、相互促進。無論是擴大內需，還是檢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果，都必須與提高收入、擴大消費密切結合，研究怎樣讓老百姓有錢花，并且敢花敢投。建立完善長效機制，擴大有收入支撐的消費需求，促進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推動中低收入群體增收減負、促進重點群體就業、著力穩住樓市股市等，將為持續壯大消費提供堅實支撐。

　　擴大內需，不是簡單的“強刺激”，而是要提升宏觀經濟治理的有效性；也不是需求側“單向發力”，而是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增強供給與需求的適配性、平衡性。明晰了這一目標方向，如何創新宏觀調控引導新的市場創造、新的供需平衡也就有了答案。

　　夯實中國經濟的最強底氣

　　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各方面、各環節、各因素配合聯動。最重要的，是繼續用改革的辦法破解深層次問題、推進治本的工作，“使建設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成為一個可持續的歷史過程”，夯實中國經濟的最強底氣。

　　《公平競爭審查條例》正式施行、《關于完善市場準入制度的意見》印發、民營經濟促進法立法進程加快推進；民營企業更多參與國家重大項目、多地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標準、推動平臺經濟健康發展……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以來，著眼中國經濟轉型和高質量發展的改革舉措接力推出；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擴大內需的路徑更加清晰。

　　進入2025年，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各地都拿出了務實的舉措，力爭把內需潛力轉化為發展實績——

　　北京將優化消費載體，持續打造大運河等國際消費體驗區，推動中關村等重點商圈改造升級，并加快國際消費樞紐建設；上海將大力發展首發經濟、銀發經濟、夜間經濟、直播經濟，推進新型消費、汽車消費、綠色消費，加快打造以國貨潮牌為引領的消費自主品牌；廣東要加快廣州、深圳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和6個區域消費中心城市建設，吸引培育消費平臺企業，引進更多首店首發首秀首展……

　　做好系統工程，很難依靠某一種政策“單打獨斗”，必須講求同向發力、形成合力，讓一根根政策的“細線”交織成一張擴大內需的網絡。

　　在接受經濟日報記者采訪時，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陳彥斌表示，需將穩定政策、增長政策和結構政策納入統一框架，并增強三大類政策的取向一致性。“宏觀政策‘三策合一’有利于增加消費、增加需求、實現供需平衡。結構政策要著重提高消費，也能以此帶動提高投資收益，從而有利于提高潛在增速。增長政策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質量，從而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在結構政策和增長政策的配合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穩定政策才能敢于持續發力來擴大總需求，也才能將資金更好地注入實體經濟并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統籌的目的，在于兼顧。當前，經濟工作中有很多領域，都是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結合點，既能夠提升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又有利于擴大當期需求。只要創造有利的體制機制環境，采取適當的政策引導，就能夠使這些結合點變成增長點，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越是此時，越要使有限的資源流向最有潛力的領域，助推產業鏈的延展、新市場的培育。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規范地方政府和企業行為，也是統籌供需中必須答好的課題。

　　迎向光明的前景，供需兩端一起發力、積極創造市場的蓬勃朝氣，必將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旺盛活力，注入更多昂揚向上的正能量。對于仍然在不確定性中摸索的全球經濟來說，這也將是確定的機遇與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