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是2025年“文化和自然遺產(chǎn)日”。一大早，位于拜城縣的克孜爾石窟游客服務中心，就迎來了天南海北的游客。該服務中心今年5月1日正式開門迎客，用全息投影和聲光電技術打造了沉浸式劇目《克孜爾的呼喚》，將參觀的游客立刻帶入古龜茲的絲路畫卷中。

克孜爾石窟第171窟，為中心柱窟。資料圖

　　與此同時，距此1500多公里的敦煌莫高窟，這樣具有儀式感的參觀模式也在進行。在景區(qū)入口處的數(shù)字展示中心，游客通過球幕電影《千年莫高》、穹幕電影《夢幻佛宮》及《數(shù)字洞窟》展廳，得以窺見莫高窟的前世今生。

　　龜茲與敦煌，見證了佛教藝術東傳與中國化的完整歷程，都是體現(xiàn)中華多元一體文明的絢麗瑰寶。龜茲作為佛教傳入中國的“第一站”，其石窟開創(chuàng)了東亞石窟藝術的先河；而敦煌則在吸收多元文化養(yǎng)分后，形成了自成體系的宏大藝術系統(tǒng)。千百年來，作為世界級重要文化遺產(chǎn)，它們吸引無數(shù)目光的探尋。

　　正如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先生所言，克孜爾石窟藝術是敦煌石窟藝術的來源之一，敦煌石窟藝術是克孜爾石窟藝術的延續(xù)與發(fā)展，一東一西，交相輝映。

　　歷史溯源：絲綢之路的重要節(jié)點

　　龜茲與敦煌在絲綢之路上占據(jù)不可替代的地理與文化位置，它們的歷史發(fā)展軌跡既相互關聯(lián)又各具特色。

　　龜茲地區(qū)，是指今天以天山南麓中部、塔里木盆地北緣阿克蘇地區(qū)庫車市為中心的一片地域，其地處古絲綢之路北道要沖，是古代西域重要的綠洲城邦之一。約在公元2世紀時，佛教傳入龜茲，公元3至4世紀達到鼎盛，開窟建寺活動空前，其中克孜爾石窟作為龜茲石窟藝術的典型代表，表現(xiàn)了從公元3至9世紀佛教藝術在龜茲地區(qū)的杰出創(chuàng)造和高度成就，是新疆地區(qū)現(xiàn)存最早、規(guī)模最大、持續(xù)時間最長、洞窟類型最齊備、影響廣泛的佛教石窟寺遺存。克孜爾石窟比敦煌莫高窟早開鑿約一個世紀，現(xiàn)存洞窟349個，壁畫近1萬平方米。北京大學教授宿白說：“龜茲是中國佛教文化的搖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中國石窟藝術的發(fā)展，成為中國石窟藝術的起始點。”

　　在西域各城邦中，龜茲是最早派僧人來中原傳播佛教的。出生在龜茲的佛學家、佛經(jīng)翻譯家鳩摩羅什于公元401年（后秦弘始三年）來到長安，率弟子、僧眾開始了中國歷史上大規(guī)模的譯經(jīng)活動，主譯佛教經(jīng)典《法華經(jīng)》《阿彌陀經(jīng)》《金剛經(jīng)》等35部，第一次系統(tǒng)且準確地向中原地區(qū)介紹了佛教大乘空宗理論，使佛教文化思想在中原地區(qū)得以廣泛傳播，為六朝時期佛學的興盛和隋唐佛教諸宗的形成開啟了先河。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是古代由中原通往西域和中亞的陸上干道。敦煌的歷史可上溯至漢武帝時期設立敦煌郡時。敦煌石窟主要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東千佛洞等，因其位置、內(nèi)容、藝術風格相近，統(tǒng)稱為敦煌石窟群。其中，莫高窟以其宏大的規(guī)模、豐富的遺存和卓越的藝術成就，成為敦煌石窟群的代表之作。敦煌莫高窟開鑿于公元366年，此后歷經(jīng)北朝、隋唐、五代至宋等朝代的持續(xù)營建，形成了世界上現(xiàn)存規(guī)模最大、內(nèi)容最豐富的佛教藝術高地。莫高窟擁有735個洞窟，其中有壁畫和雕塑的洞窟492個，壁畫4.5萬平方米、各類彩色塑像2415尊。敦煌莫高窟藝術融匯了多民族藝術，形成了脈絡清晰、自成特色的敦煌佛教藝術體系，是我國對世界佛教藝術發(fā)展的重要貢獻，在中國和世界美術史上有著重要地位。

　　新疆克孜爾石窟研究所副所長苗利輝在《絲路脈動——從龜茲到敦煌》講座中提到，古代龜茲和敦煌是絲綢之路上的重要節(jié)點，它們得益于絲路的豐富養(yǎng)分，豐富了中華文明。在涼州石窟及敦煌的早期石窟藝術中，無論是洞窟形制、壁畫題材還是藝術風格，都明顯受到龜茲石窟藝術的影響。滄海桑田，多元薈萃的龜茲石窟藝術在延續(xù)了五六百年之后，逐漸走向衰落。與此同時，地處河西走廊西端、西鄰新疆東境的敦煌石窟藝術卻是一派繁榮的景象。一枯一榮間，石窟藝術在龜茲與敦煌的互動傳播中得到了更加輝煌的發(fā)展。

　　藝術寶庫：文明交融的視覺盛宴

　　龜茲與敦煌的石窟藝術作為佛教藝術的杰出代表，在建筑形制、壁畫風格與雕塑技法上既有一脈相承之處，又各具鮮明特色。這兩大藝術體系，清晰展現(xiàn)了佛教藝術從西域傳入中原過程中逐漸本土化的軌跡及不同文明元素在這些遺存中的和諧共存、璀璨生輝。

克孜爾石窟178窟的菱形格構圖，使觀者產(chǎn)生強烈的視覺沖擊。資料圖

　　龜茲文化的多元性在其藝術作品中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龜茲石窟壁畫，題材主要圍繞釋迦牟尼佛的本生、因緣和佛傳等故事展開，數(shù)量眾多，被譽為“佛教故事畫的海洋”。壁畫中的人物形象、服飾、建筑等元素，融合了印度、希臘、波斯等多種文化的特征。其藝術風格獨特，充滿韻律感的菱格形構圖，以及對比強烈、格調(diào)寧靜莊嚴的色彩運用，極具裝飾感。衣紋塑造采用線描隨著身體結構的起伏附著在形體上，粗細均勻、剛勁有力、富有彈性，是“曹衣出水”畫法的最好詮釋，成為佛教造像的經(jīng)典樣式。傳自印度的暈染法也得到了很好的運用，龜茲畫師通過不同明度的同一色彩，由淺入深或由深漸淺層層重疊，使物象具有很強的立體感。

敦煌莫高窟203窟，兩側墻壁上排列密集的小佛像，與龜茲壁畫異曲同工。資料圖。

　　敦煌石窟壁畫的藝術風格則更加豐富多樣。早期受龜茲石窟藝術影響，人物形象多用鐵線描勾勒輪廓，而后采用龜茲式的暈染法形成立體感。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原傳統(tǒng)繪畫技法在敦煌壁畫中逐漸占據(jù)主導地位。敦煌莫高窟的壁畫題材廣泛，除了佛教故事外，還包括大量反映當時社會生活、民俗風情的內(nèi)容。在唐代，隨著中原文化的影響力不斷增強，敦煌石窟壁畫中的經(jīng)變畫成為主流。壁畫構圖上，連環(huán)畫式、中堂式和屏風式構圖盛行，藝術表現(xiàn)上以中原傳統(tǒng)的蘭葉描為主，鐵線描等也有使用，并針對不同對象結合使用。這種融合使得敦煌壁畫既具有西域文化的神秘浪漫，又不失中原文化的雄渾大氣。敦煌藝術最引人注目的特點之一是人物造型的本土化。大量的敦煌本地民眾的生活、生產(chǎn)情況出現(xiàn)在壁畫中，特別是塑像和壁畫中佛、菩薩、飛天、供養(yǎng)人等的面容，呈現(xiàn)多民族并存的特征。敦煌壁畫中最具代表性的“飛天”，其衣袂飄飛，翩若驚鴻，婉若游龍，與龜茲壁畫中更多保留西域特色的飛天相比，已完成了中原化蛻變，構筑了極具東方美學意境的空靈世界。

　　“正是因為有了古代絲綢之路，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才得以實現(xiàn)，才成就了龜茲和敦煌輝煌的藝術。從龜茲到敦煌，兩地的洞窟開鑿相隔百年，不僅見證了佛教石窟藝術如何通過絲綢之路這條大動脈傳入中國直至最終中國化的全過程，更接通了歷史與文化的對話。”苗利輝說。

　　后世影響：跨越千年的藝術回響

　　龜茲與敦煌作為絲綢之路上兩大文化高地，其影響力遠不止于佛教藝術領域，更在音樂舞蹈、文學創(chuàng)作、學術研究等多個方面產(chǎn)生了深遠而持久的影響。

　　龜茲樂舞的傳奇影響是龜茲文化最富生命力的遺產(chǎn)之一。龜茲壁畫中描繪了20多種樂器，包括箜篌、琵琶、阮、鼓、鈴、鈸、笛、簫等，舞蹈則以飛天姿態(tài)呈現(xiàn)，尤為重視體態(tài)的豐韻和線條的曼妙。這些圖像資料證實龜茲曾是古代西域的音樂舞蹈中心。龜茲樂舞的影響在隋唐時期達到巔峰。隋煬帝定“九部樂”、唐太宗定“十部樂”中，龜茲樂都占有重要地位。學者認為，唐代盛行的胡旋舞、胡騰舞等均源自龜茲，龜茲樂舞的元素已融入中華傳統(tǒng)音樂舞蹈的血脈，成為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克孜爾石窟壁畫中的伎樂天。資料圖

　　在學術研究方面，龜茲與敦煌都衍生出了專門的學科領域。龜茲學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敦煌學的不少難題可以從龜茲石窟中追本溯源”已成為學界共識，兩者具有密切的學術關聯(lián)。敦煌學已成為國際顯學，研究范圍包括石窟藝術、出土文獻、歷史地理等多個方面，吸引了世界各國的學者參與。而龜茲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視，特別是在佛教藝術傳播、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等領域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敦煌莫高窟壁畫中的“飛天”。資料圖

　　值得一提的是，龜茲與敦煌的文化影響在當代仍在持續(xù)擴展。壁畫中的樂舞元素則為當代舞蹈創(chuàng)作提供了豐富素材。這種跨越千年的文化影響力，證明了龜茲與敦煌藝術的生命力。

　　在藝術教育領域，龜茲與敦煌的藝術成就已成為重要的教學資源。中央美術學院等藝術院校長期開設敦煌壁畫臨摹課程，而新疆藝術學院則將龜茲藝術作為特色教學內(nèi)容。這種教育傳承確保了兩大藝術體系的技藝與美學理念能夠代代相傳，不斷煥發(fā)新的生機。

　　龜茲與敦煌的文化影響印證了一個深刻的文化發(fā)展規(guī)律：真正的文化瑰寶從不局限于一時一地，而是會跨越時空界限，持續(xù)參與人類文明的對話與建構。這兩處文化遺產(chǎn)已經(jīng)成為中華文明的精神象征，也是全人類共同的文化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