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人口發展是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大事，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實基礎和持久動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大力發展銀發經濟。支持養老產業規模化、標準化、集群化、品牌化發展，培育高精尖產品和高品質服務模式。2024年1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發展銀發經濟增進老年人福祉的意見》，這是國家出臺的首個支持銀發經濟發展的專門文件，對如何推動銀發經濟發展作出具體部署。銀發經濟作為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增長極，既是在新的人口條件下探索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戰略之舉，也是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提高人民生活品質，進而加快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長遠之策。

　　發展銀發經濟是新時代人口與經濟關系適老化改革的道路選擇

　　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我國從2022年步入人口減量發展階段。截至2024年底，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達3.1億人，65歲及以上人口達2.2億人，占比分別為22%、15.6%。我國自2000年步入老齡化社會以來，老年人口數量持續增加，未來的人口規模減量化和人口結構老齡化將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常態。2024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求是》雜志上發表重要文章《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強調：“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我國總體上已由人口增量發展轉向減量發展階段，人口發展呈現少子化、老齡化、區域人口增減分化等明顯的趨勢性特征。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面臨新的人口環境和條件。”按照人口發展規律，我國從現在起到本世紀中葉為人口減量發展的初級階段，呈現出人口減量發展但規模依然巨大、人口綜合素質持續改善、人口流動遷移活躍、城鎮化水平持續提升的典型特征，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發展銀發經濟是為了適應老齡社會和推進高質量發展自然形成的，絕非刻意為之。一方面，發展銀發經濟是聚焦老齡社會人口要素變動的必然選擇，關鍵要牢牢抓住人口發展的窗口期，主動形成經濟社會適老化改革的基本思路，推動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協調可持續互動。另一方面，老齡社會是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呈現，是未來發展的底色，應對老齡社會需要經濟可持續發展，發展銀發經濟是主動適應老齡社會和積極應對老齡社會的道路選擇。

　　發展銀發經濟是構建和完善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必然要求

　　實現人口與經濟協同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點在于以銀發經濟推動經濟適老化改革，助力現代化經濟體系構建和完善。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推動各項事業全面發展。伴隨人口結構轉變，原有的經濟運行體系已難以適應當前和未來不斷深化的老齡社會。要積極推動銀發經濟高質量發展，全面激發其對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驅動作用。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大論斷，明確了推動高質量發展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鮮明主題，表明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實現根本轉變、投入產出關系發生深刻變革。人口作為國家發展的基礎性、全局性、長期性和戰略性要素，從要素供給側深刻影響經濟發展方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以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促進質量變革，加快形成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進入老齡社會，我國人口規模巨大、勞動力資源豐裕、社會撫養負擔較低等數量型人口優勢逐漸減弱，教育人力資本改善、勞動生產率提升、配置效率提高等質量型和配置型人口優勢日益增強。實現經濟增長的人口機會正從數量型主導快速轉向質量型主導，經濟發展方式由人力資源驅動轉向人力資本驅動，人才紅利正在形成；經濟社會發展正由高勞動參與率轉向高勞動生產率，進而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躍升。在經濟增長的人口動能換擋期，積極倡導老齡社會主流化和全域化理念，將適老化思維和行動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大力發展銀發經濟。

　　高質量發展要求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人口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體，從需求側深刻影響經濟發展格局。本世紀中葉以前，我國始終是全球銀發人口數量第一大國，50歲及以上銀發人口的存量與增量規模龐大，形成銀發人口規模大和比重高的長周期平臺，銀發人口將接替年輕人口成為首位需求主體。宏觀經濟的需求結構重塑，呼喚以銀發經濟為牽引進行經濟適老化改革，滿足老年人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從長遠看，規模巨大的潛在銀發市場，蘊藏巨大的銀發需求。深挖銀發經濟市場潛力，激活銀發消費動能，將為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注入不竭動力，促進銀發經濟成為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增長極。

　　發展銀發經濟是順應老齡事業和老齡產業深度轉型升級的戰略舉措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大力發展老齡事業和老齡產業，有條件的地方要加強養老設施建設，積極開展養老服務”“各級黨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視并切實做好老齡工作，貫徹落實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把積極老齡觀、健康老齡化理念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加大制度創新、政策供給、財政投入力度，健全完善老齡工作體系，強化基層力量配備，加快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養老服務體系、健康支撐體系”。銀發經濟是向老年人提供產品或服務，以及為老齡階段做準備等一系列經濟活動的總和，涉及面廣、產業鏈長、業態多元、潛力巨大。銀發經濟基于“為老”與“備老”，形成特色產業體系，關系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領銀發經濟高質量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需求看，高質量發展應該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個性化、多樣化、不斷升級的需求，這種需求又引領供給體系和結構的變化，供給變革又不斷催生新的需求。銀發經濟是“為老”產業的深度轉型升級。從供給主體看，“為老”產業兼具公益性與營利性雙重特征。充分發揮公有制經濟的引領示范作用，激發多種所有制經濟的活力，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促進老齡事業與老齡產業協同，這是傳統“為老”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方向，也是銀發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題中之義。從供給效率看，銀發經濟表現為向“擴規模、優結構、提質量、增效益”持續轉型，從粗放式發展向集約式發展轉型。從供給內容看，發展銀發經濟包括推動現有產業集群發展，整合上中下游產業，形成完善的產業鏈和供應鏈體系；提升行業組織效能，通過監管、信息共享等方式，提高行業整體素質和競爭力；完善財稅激勵政策，加大對社區養老服務機構的稅收政策激勵力度，推動養老服務業高質量發展。

　　大力發展老齡事業和老齡產業，要牢牢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的重大機遇，用新質生產力推動銀發經濟高質量發展。銀發經濟高質量發展，體現為技術創新驅動養老領域新產品、新業態、新產業深度融合。一是推出新產品。圍繞不同老年群體的多樣化金融服務和備老群體的養老資源儲備與財富規劃，創新養老金融產品與服務供給，豐富個人養老金融產品，積極發展商業長期護理保險，加強養老金融與照護等服務銜接，增強社會養老保障的韌性和可持續性。二是打造新業態。把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生物醫藥等科技力量與銀發經濟有機結合，賦能老齡健康、制造、文化、服務、宜居、金融等新業態，為老齡產業與數字經濟深度融合開辟新路徑。三是培育新產業。以科技創新為引領，升級康復輔具、開發智慧家居和穿戴設備、發展抗衰老產品和服務、拓展文旅休閑服務、推廣中醫保健養生等，促進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延伸老齡產業鏈條和催生新產業，加快老齡科技和信息化發展應用，為養老事業和老齡產業發展注入新動能。

　　發展銀發經濟是激發銀發群體需求和消費持續提升的必然趨勢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消費日益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基礎性力量。要增強消費能力，改善消費條件，創新消費場景，使消費潛力充分釋放出來。一般而言，老年人口增加意味著社會撫養負擔加重。然而，從經濟需求和消費視角看，老年期是人生財富儲備最豐裕的時期，老齡社會深化，老年人口規模和比重越來越大，老年人成為經濟發展中越來越重要的消費群體，其消費需求構成是影響經濟總需求的重要因素。一是推進潛在消費市場轉變為有效消費市場。規模越來越龐大的老年人群體是經濟發展中重要的潛在消費群體，最終將成為促進消費和擴大內需的重要力量。固有的以老年人口為基礎的潛在消費市場已然形成，潛在消費市場如何轉化為以消費實力為基礎的有效消費市場是關鍵，要著力拓展消費新場景新業態，形成新增長點。二是激發銀發群體消費活力。隨著上世紀60年代初出生的一代人陸續退休、步入老年，我國老年群體高儲蓄、少消費的特征悄然改變。收入不錯、舍得花錢、追求品質，一批“新老年人”引領老年消費新趨勢。相比前輩，“新老年人”的消費觀念、消費能力、消費習慣、消費偏好、消費方式等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從傳統的生存型轉向生活型，消費結構從傳統的衣、食、住、行擴展到健康管理、旅游休閑、居家照護、數字生活等方面，老年人的文化娛樂等精神消費需求也在增強，以新技術為依托的品質化、多元化、個性化、便利化消費漸成氣候，產生新消費需求和老齡產業新業態，孕育銀發經濟新藍海。三是推動銀發產品和服務創新。針對老年人的多元需求，開發適合各類老年人的新產品和新服務，如老年教育、老年用品、老年食品、助餐助潔、助醫助行、老年金融等，用新產業創造消費空間，用新場景刷新消費體驗，用新業態激發消費潛力，用新模式增強消費動能。四是加強政策支持和引導。通過出臺相關政策措施為發展銀發經濟提供有力保障，加大財政投入、優化監管環境、鼓勵社會資本參與等，為銀發經濟的健康發展提供有力支撐。五是加強社會宣傳和教育。通過媒體宣傳、社區活動等方式，增強社會對銀發經濟的認識和理解，提高老年人的消費意識和參與度。此外，加強對年輕人的教育和引導，讓他們更加重視老年人的需求和權益，更加重視自身老年期的資源配置，為銀發經濟的發展貢獻力量。

　　總之，銀發經濟具備多維度、長鏈條、多業態等特征，且潛力無限。在人口減量與老齡化交匯時代，順應老齡社會不斷深化的新形勢，發展銀發經濟已然成為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關鍵環節、推動產業體系深度轉型升級的有力舉措以及增進民生福祉的重要支撐。

　　（作者原新 為南開大學老齡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南開大學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