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中方宣布對日本參議員石平采取反制措施，禁止其進入中國境內，凍結其在華資產，并限制其與中國的商業往來。

　　譚主注意到，這是外交部在近年來公開的反制裁清單和措施中，首次針對日本政客實施反制。

　　這次對石平的反制，是以外交部令的形式宣布的。

　　這種形式并不常見。迄今為止，我國一共只有14次通過外交部令來宣布反制裁措施。其中12次針對美國，另外兩次，一個是加拿大，一個就是日本。

　　這次制裁有何特殊之處，又反映了中國反制能力的哪些變化，譚主想分享一些看法。

　　這次的反制對象石平，原是中國人，26歲赴日留學，45歲轉為日本國籍。在此之后，幾乎在所有涉及中日關系的敏感議題上，他都罔顧事實：

　　不僅多次公開表態支持“臺獨”分裂分子；

　　還支持日本政要參拜日本靖國神社；

　　并聲稱釣魚島并非中國領土；

　　甚至否認南京大屠殺的真實性。

　　2009年起，他在日本右翼媒體長期散播不實言論，至今數百期，幾乎期期都在抹黑中國。

　　一個“只會發表歧視性言論”的政客，并未贏得日本民眾信服。

　　惡行累積，中方便依據相關法律，對此人采取三類反制措施。

　　這幾條措施，徹底斬斷了此人與中國的往來。

　　此前，日本還沒有任何一個政客遭遇過中國如此烈度的制裁。

　　在中方宣布反制措施以后，有一些疑問，這些制裁到底會產生哪些影響？譚主不妨替石平拎一拎當下的形勢。

　　今年7月，63歲的石平以“比例代表”的身份首次當選日本參議員。也就是說，截至9月，他才剛擔任參議員兩個月。

　　所謂“比例代表”，并不是在某個選區直接擊敗對手，而是依靠所屬政黨在全國范圍內的得票比例分配到議席。

　　他的政黨，日本維新會，議席主要依賴大阪選區。

　　而大阪這座城市的發展，與中國緊密相連。

　　從經貿角度看，大阪長期是日本西部的物流和批發中心，與中國貿易往來最密切；

　　從經濟結構看，占大阪經濟四分之一的批發零售業高度依賴中國游客。僅心齋橋大丸百貨一家商場，今年一季度來自中國游客的免稅銷售額就同比增長了45%。

　　因此，一旦失去與中國的聯系，首當其沖的就是大阪。

　　而一個靠大阪選區維系議席的參議員，如果因個人行為切斷了與中國的往來，又能保有多少政治影響力？

　　這一點，維新會內部心知肚明。

　　更典型的例子是今年大阪世博會的籌備。

　　早在2021年5月，大阪主要企業就通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獲得了與日本國際協力銀行（JBIC）聯合項目的7500萬美元（約83億日元）貸款，用于能源相關建設。

　　大阪在關鍵項目上的資金鏈，與中國存在聯系。可以說，正是維新會內部有識之士在推動著這一系列合作。

　　如果完全切斷他與中國的往來，對一個依賴大阪選區的參議員來說，無異于自毀前程。

　　總體看，中方的態度始終很明晰，中方始終希望日方同中方一道，建設性管控分歧，牢牢把握兩國關系的正確方向，推動雙邊關系健康穩定發展。不過，面對石平之流的挑釁，中國仍會拿起多元的反制工具進行反制。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宋國友告訴譚主，長期來看，制裁的本質并不在于石平個人，而在于震懾和約束，讓更多人意識到錯誤言行的危害。

　　換而言之，這次制裁更大的意義在于警告其他日本政客和反華勢力。

　　如果把外交部歷次關于反制的表態和文件放在一起看，會發現走到如今首次公開制裁日本政客這個階段，中間經歷了幾個重要的轉折。

　　第一個轉折是在2019年12月。

　　當時，外交部開始通過發言人表態宣布制裁，正式公開確認采取反制行動。2019到2020年基本如此。

　　第二個轉折出現在2021年3月。

　　中方首次對制裁對象公開、且明確采取三類制裁措施。同年，《反外國制裁法》正式頒布。

　　《反外國制裁法》明確規定可對制裁對象采取多種措施。

　　法律一出，制裁的做法也就有了標準化的框架。

　　第三個變化出現在2022年12月。

　　當時，外交部部長簽署外交部令，對余茂春等人實施制裁。這是首次以正式外交部令方式執行，標志著我國反制裁工作的法治化水平進一步提升。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教授霍政欣告訴譚主，制裁本身是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法律表達，首要作用就是威懾。它意味著，只要存在損害中國利益的行徑，中國就可以動用法律工具庫進行反制。最新這次對日參議員的制裁也說明中方的手段正在趨向成熟、體系化。

　　《反外國制裁法》除了明確的三類措施，還留有一條“其他必要措施”。

　　霍政欣跟譚主分享，我國的反制工具箱里，不光有《反外國制裁法》，還包括“不可靠實體清單”等一系列法律規定的經濟工具。需要的時候，都會適時使用。

　　那些妄圖散布涉華不實言論的政客，也得掂量掂量后果。

　　關于制裁的目的，專業人士也跟譚主分析，反制裁的核心是讓相關企業和個人更加謹慎，不敢明目張膽去損害中國利益。對個人的政治得失，只是制裁的目的之一，真正重要的是“波及效力”。

　　這種效力，至少體現在兩個層面。

　　第一，是直接波及的范圍。

　　不論是個人、親屬，還是組織，都可能成為反制對象。

　　《反外國制裁法》明確規定反制對象。

　　針對機構，制裁往往直擊高層；針對個人，則延伸到直系親屬，但制裁的核心都是威懾。

　　這也是為什么我們看到，制裁對象涵蓋軍事相關實體、政治人物、非政府組織，甚至智庫和研究機構。

　　第二，是對外部的震懾力。

　　從數量變化也能看出來，制裁有波峰和波谷。比如2021年大規模出臺措施后，2022年數量明顯減少。去年制裁數量又大幅增加，今年則有所側重。

　　2021年與2024年，相關方頻頻對我發起挑釁，中方對此有力回擊。

　　這個節奏本身，恰恰體現了我國制裁手段的針對性，也是波及效力的體現。

　　也正是在這樣的波及效力的影響下，在今年整體數量縮小的同時，制裁的對象范圍卻在不斷擴大。

　　早些年，我國的反制多針對歐美國家，如美國、英國、加拿大。但今年以來，范圍已經首次延伸至菲律賓、日本等。

　　這種延伸，說明我國反制能力的影響力和持久力正在同步提升。

　　所有這些變化疊加在一起，傳遞出的信號非常清楚——在復雜的國際環境下，中國通過法治手段維護核心利益的能力在不斷增強。

　　相比訴諸武力或單邊霸凌行為，中國采取的是法治化的方式。未來，隨著我國綜合國力持續提升，這些措施的效力還會越來越強。

　　譚主最后想說，石平只是一個案例，但背后的信號非常清楚：

　　中國在核心利益上的底線不可觸碰，也完全有能力、有法律基礎、有經驗，通過多層次、多手段進行有效反制。

　　對于那些想通過挑釁或政治炒作獲取短期利益的個人或機構而言，應當且行且小心，且言且謹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