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學者曾在百年前叩開了西藏考古的大門。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國人自己的西藏考古得以充分展開，經過幾代中國考古工作者不懈努力，西藏考古取得一系列重大發現和成果，迎來新的發展機遇。

　　西藏考古如何發端，又經歷了怎樣的階段性變遷？中國考古學界如何逐步構建起西藏考古的學術體系與研究圖譜，實現從“追趕者”到“引領者”的轉變？西藏考古未來的發展方向是什么？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所長、四川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主任霍巍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2024年10月19日，西藏拉薩，參觀者在西藏博物館內拍攝巖畫。 中新社記者 李林 攝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西藏考古如何發端？有哪些西方學者或探險家曾涉足相關考察與研究？這些早期探索存在哪些時代局限？

　　霍巍：西藏考古是一門國際顯學。早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前，西方考古學者或是探險家，就曾進入西藏開展相關工作。

　　但這些考古工作大部分是地面采集、地面尋訪，很少進行發掘。這其中的代表性人物要屬意大利學者朱塞佩·杜齊（Giuseppe Tucci，又譯作圖奇）。他雖然在西藏的佛教藝術研究、遺址考察方面作出一定成績，但總體而言，他所開展的考古工作仍主要局限在地表采集，還比較零散，不成系統。

　　中新社記者：中國考古學界如何逐步構建起西藏考古的學術體系與研究圖譜，實現從“追趕者”到“引領者”的轉變？

　　霍巍：1950年以后，中國多民族考古工作者接手西藏考古，開辟了西藏考古新天地。尤其是以考古學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發掘的新石器時代的卡若遺址為標志，西藏考古進入廣泛的地下發掘階段，獲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例如，卡若遺址涉及西藏早期農作物的起源、栽培問題，以及卡若遺址的先民與中原文化相互交流的問題，都可以從考古發掘中找到重要的物證。

　　2025年7月15日，在位于拉薩的西藏博物館，卡若遺址出土的陶器吸引觀眾。 中新社記者 張祥毅 攝

　　過去，西方學者在西藏的人類起源、農業起源、文明起源三個領域少有涉獵。盡管仍缺乏科學的考古材料，還有待進一步發掘，但新中國培養的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在這三個領域均取得了長足進步。從此，西藏考古的話語權逐漸從西方學者轉移到中國學者手中。

　　舉例來說，對于早期人類是什么時候踏上青藏高原，西方學者對這個問題幾乎無解。而近年來，通過中國學者的努力，可以有把握地講，距今5萬年前，人類已經定居在青藏高原，開始了他們的文明創造。

　　距今5000年前左右，西藏已經有了卡若遺址、昌果溝遺址這樣的新石器時代的農業聚落，當時的人學會了種植小米，并引進了青稞。

　　公元7世紀的吐蕃時期，一條東西方交流的重要通道被打通。文獻曾記載唐代官方使節王玄策出使印度的事跡，但多年來，東西方學者都沒能在中印邊境找到王玄策出使印度的可靠證據。

　　《大唐天竺使出銘》碑銘局部。受訪者供圖

　　1990年，由我帶領的一支調查隊在今天中尼邊境發現了《大唐天竺使出銘》。這通碑刻記載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通過山口時遭遇山洪并在此搶修棧道的往事。當時王玄策所帶領的使團中，有一位造詣很深的書法家，書寫了這通碑刻，再由工匠雕刻完成。

　　這塊石碑的發現，是目前實證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實物證據，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會盟碑要早一百多年。這塊石碑引發了海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是20世紀在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重大的考古發現。

　　這也證明了中國考古學者可以利用天時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不斷取得新的成果。

　　中新社記者：西藏考古取得一系列突出成果，這些標志性的考古發現有怎樣的價值？

　　霍巍：從人類生命基因上講，西藏考古提供了早期人類為何能適應高原的分子人類學依據。如在高寒缺氧的情況下，人類要具備怎樣的體質特征，才能抗高寒缺氧。

　　從文化特征上講，西藏考古展示出高原上的人們如何通過藝術創造，在宗教、美術、哲學、思想、文字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塑造重要的西藏文化符號。從中，我們能看到西藏文化和中原文化千絲萬縷的聯系。

　　人們常問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答案是，西藏文化的底色就在東亞文化圈、漢文化圈，是在漢文化圈里形成的西藏文化的底色，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這樣去認識西藏考古，認識西藏文化，才能對今天西藏之所以成為中國的一個部分，得出一個正確認識。

　　更重要的是，西藏考古讓我們看到，從史前時期一直到歷史各個階段，生活在這片高原的人群的整體發展趨勢與內地緊密相連。

　　西藏的發展趨勢有強烈的向心力，而內地對西藏有著強烈的吸引力。這種向心力與吸引力，讓西藏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新社記者：西藏考古未來的發展方向是什么？

　　霍巍：童恩正教授曾預測：“在這一片被某些人視為荒漠的高原之上，是埋藏著可貴的古代寶藏的。這些寶藏在科學上的重大意義，有些在我們現有的認識水平上還難以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

　　20世紀20年代，王國維提出“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開創“二重證據法”，特別強調了地下出土材料的重要性。馮漢驥、徐中舒等老一輩川大考古學者將考古學與民族學、民族史、民俗學等領域研究結合起來，將“二重證據法”發展成多重證據法。

　　西藏考古涉及民族學、人類學、語言學、生物分子學等方方面面，只有跨學科綜合運用的多重證據，才能更好理解人類如何踏上高原，適應高原，并創造自己獨特的文化。

　　比如，關于農作物在青藏高原的培植和運用，文字記載非常少。而在綜合考古中引入植物考古、動物考古、環境考古等多學科的合作，便更有利于知道粟米、大麥、小麥是從何時、如何被引入青藏高原并成為人類食物的主要來源，也更有利于知道青藏高原的通道如何將絲綢之路和高原絲綢之路連成一個整體，從而實現物種和文化的傳播。

　　當然，將來我們還會拓展一些新的手段和方法，開展多學科的綜合研究，例如將分子生物學用于植物的研究，通過動物考古學對動物馴養提出新的證據，這些可以說都是對“二重證據法”的豐富和發展。

　　目前，四川大學在西藏的考古工作，也正在運用這些新的方法和手段。最近，四川大學還提出不僅要在西藏進行考古研究，還要對整個西藏的地理、地貌、生態、氣候開展綜合研究。青藏高原對于整個亞洲的人類社會有著特殊影響，亞洲多條大江大河均發源于此，其對于孕育中華文明和南亞、東南亞文明都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將來，應從一個更加廣闊的研究領域認識青藏高原，造福人類社會。

　　受訪者簡介：

　　霍巍。中新社記者 張浪 攝

　　霍巍，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所長。（來源：中國新聞社 “東西問” 作者：賀劭清 岳依桐 崔白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