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最后的馱隊》這部圖書的寫作出版還可被視為一個重要事件。其意義至少在于：對讀者而言，也許意味著你第一次聽來自藏北本土的聲音。有了這一權威發言，你以往所見由我們這些“他者”的相關描述均可被略過。

加央西熱，男，藏族。1957年出生于藏北牧區，1978年中學畢業后留校任教。1983年調入那曲文化局，并開始文學創作。1994年調入西藏作家協會。

加央西熱夠資格為藏北牧民代言，他原本是那一群體中的一分子。那片高寒土地之于他，存在著諸如根系、臍帶、骨血、母乳之類的基因本質聯系。童年和少年的加央西熱度過了放牧牛羊的歲月，并有過一次足以榮耀終生的馱鹽經歷。差不多20年前，在加央西熱的詩歌年代，我曾寫過一篇短文《加央的草原》，寫小小牧童佇立在家鄉高高的查恰山頂眺望，遙想著積雪的念青唐古拉山外、納木錯天湖彼岸世界的模樣。加央如愿以償，不僅走出了草原，走出了牧人隊列，還走出了人生和文學的新天地。而他早年的詩歌和當下的散文顯然比他本人走得更遠。

加央西熱新作《西藏最后的馱隊》問世了。這部特別的圖書不僅是作者奉獻給中國當代文壇的一份厚禮，同時可視為草原向世界的問候，藏北牧民的自我推介，某種傳統文化風景朝向現代生活的告別儀式。由于配合拍攝紀錄片的契機，加央西熱有機會重返草原，為時數年追蹤采訪了藏北那曲地區班戈縣的一個牧村，以他那源自牧人又不再同于牧人的目光，重新審視了草原深處難說純粹的傳統生活，把一年一度的馱鹽和鹽糧交換的過程及其附著其上的文化現象，把那個村莊一年到頭的牧事活動、帳篷內外的尋常生活和婚喪嫁娶乃至家長里短，既平實又風趣地一一道來。從而引導讀者進入一個與常規經驗如此不同的世界，一向遙不可及的多少被平面化了的失語者形象由此生動起來。我們就這樣耳聞目睹了他們溢于言表的喜怒哀樂情狀，既見群體淳樸的一面，也見個體機智的一面（可戲稱為“牧民式的狡猾”），看到游牧生活自由浪漫一面的背后，深藏著人生局限無奈的一面，尤其看到了面對高寒草原上艱苦卓絕的生存環境和艱辛備至的日常生活，藏北牧民化解苦難的生命哲學和生存藝術的傳統，以及當下對于實現富裕美好生活的愿望和努力。

《西藏最后的馱隊》這部圖書的寫作出版還可被視為一個重要事件。其意義至少在于：對讀者而言，也許意味著你第一次聽來自藏北本土的聲音。有了這一權威發言，你以往所見由我們這些“他者”的相關描述均可被略過。而那類描述止于淺表事出有因：回憶當年我在藏北采訪馱運路，不僅存有語言障礙，還有性別障礙。馱鹽為男性專利，女性甚至連詢問的權利也不具備。并非特意排斥，是不方便。每問起來那些先生們就擠眉弄眼地笑起來；對于馱鹽專用語，一句“都是些流氓話”打發了事。至于外來人難知其詳的牧村生活的細枝末節，這部書中也有著足夠親切詳盡的家常話。可以說，想要一窺藏北生活底里，不妨讀讀這部圖文并茂的書。

對于作者個人來說，我們欣喜地看到了加央西熱文學的成長和思想的成長。試想一個直到十幾歲方才接觸到漢語文的牧區少年，如今能夠自如地運用方塊字直接表現故鄉本土多么可貴而難得。至于思想的成長，閱讀本書之前我曾擔著心，對于所謂“最后的……”某些文化現象的消失，他將抱持怎樣的態度，他會像許多文人那樣因失落而感嘆嗎？還好，加央并不矯情，加央以順其自然的灑脫，甚至是懷著喜悅為某些消失譜唱了一曲挽歌。歷史和人生是一條不可逆的河流，就如他雖然懷念家鄉和童年，卻再也不能更無意重返當年。在我們的西藏經驗中，無論哪一民族人群，朝向文明富裕的愿望沒什么兩樣，利益驅動是普遍法則。在本書的結尾，我們看到格桑旺堆又添置了一輛汽車，以他一向的精明，可以計算出是為時一月用牦牛馱鹽合算呢還是用汽車往返幾天運鹽更合算。

就在加央西熱的采訪結束不幾年后，藏北草原繼80年代初期分畜到戶后，1997年又發生了一次重大變革：草場承包責任制的推行一舉結束了沿襲多年的“草原大鍋飯”現象，同時在整個地區致力于草場基本建設，實施安居工程，倡導科學養畜。生產資料的再分配給格桑旺堆這類牧區能人提供了更多的機會：他既可以作為牧業大戶進行資源重組實現集約化經營，又可以兼營商業流通，總之生活內容將變得更為豐富。隨著青藏鐵路即將貫通藏北高原，牧區的文化變遷必將加劇。我們所擁有的藏北情結早已超出了文學功利之外，發展與進步是共同的主題。

然而愈是如此，《西藏最后的馱隊》之存在價值從今往后便愈將凸顯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