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冬，青藏高原，冰天雪地。寂靜之夜，扎什倫布寺閃出一隊人馬，直奔東方。他們成功避開了拉薩方面派出的錯果代本的追捕，穿越危險的羌塘無人區。

　　與此同時，一首歌謠在拉薩街頭流傳：“都說班禪似兀鷹，展翅飛翔去他鄉。都說錯果像獵犬，空手而歸嗅地面。班禪喇嘛好似神，他的坐騎像只鳥。金鞍放在鳥背上，扶搖直上入云霄。”[1]。

　　九世班禪一行，歷經磨難，終于成功抵達內地。雖然這時正值軍閥混戰時期，但從北洋中央政府到地方各軍閥，仍對這位萬里而來的佛爺給予很高的禮遇。

　　至國民黨在形式上統一中國后，國民政府出于邊疆局勢的需要，對九世班禪的待遇進一步提高。1931年6月，國民政府任命九世班禪為西陲宣化使，設立行署，規定“行署經費每月定為一萬五千，警衛隊經費每月定為一萬五千，均由中央發給。班禪額爾德尼年俸定為十二萬元，由中央按月發給”。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這并非是給九世班禪個人的薪俸，而是“其個人費用及隨從、僧徒等之生活等費”，這些都需要“由年俸內開支”。[2]

　　這在當時，可謂巨款一筆。故12年后，有報刊仍在發文感念，“第九世班禪卻吉尼瑪，在國民十九年時，每月薪水即為一萬元，年俸達十二萬之鉅。是時民國政府之特任官，月薪不過八百元，班禪薪水，不特為特任官所不及，亦竟超過國府主席（根據1933年國民政府政府頒布的《暫行文官官等官俸表》，當時蔣介石的工資為每月800元——筆者）[3]，且為民國史上之創例，足見政府對邊疆人員之特別優遇也。”[4]

　　看看當時的物價。1932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召開國立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會議，會議對大學教員待遇作出了修正：一名普通教授月薪調整為400-600元。[5]而據當時學者的調查顯示：當時在北平，1塊銀元可以買45斤大米，可以買約7、8斤好豬肉。[6]據陶孟和在1926年所做的調查顯示：北平小學教員每月薪俸40元。[7]廣為人知的魯迅先生花費3675塊大洋購買了北京八道灣11號的“三進的大院子”，此時因為都城南遷，而更加便宜。

　　此時的九世班禪的薪俸雖高，但他并未“投資置業”，而是注意將“高薪”回饋于國家和社會。1931年，長江、淮河流域發生特大水災，水災遍及全國16個省份，武漢受水淹長達百余日，22萬人遇難。據《中央日報》報道，正在內蒙駐錫的九世班禪“鑒于民命倒懸，同屬五族，應有救濟之責，特電其駐京辦公處，命將本人年俸內發大洋一萬元，移作賑災，并在蒙古地方，召集全體喇嘛唪經三日，為全國災民祈禱”。[8]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戰開始。持續三個月的淞滬會戰后，上海淪陷。此時在青海玉樹的九世班禪已重病纏身，面對艱難時局，他仍不忘國家，于10月捐出三萬元，并購買救國公債二萬元。[9]在彌留之際，他還囑咐行轅將之所存步槍、山炮捐獻給中央，用于抗日殺敵，以實際行動支援抗戰。[10]

　　事實上，九世班禪之所以獲如此“高薪”，正是由于近代邊疆危機的特殊歷史背景。給予邊疆少數民族官員、首領、宗教領袖以高額薪俸的建議在清末就已經提出。駐藏幫辦大臣張蔭棠就曾在《西藏善后事宜十六條》中提出“官俸宜優給也”。[11]后因張蔭棠去職，藏事紛擾，該設想未能實現。值九世班禪到達內地之時，軍閥混戰，狼煙四起，北洋政府雖然給予九世班禪高規格禮遇，但未能落實薪俸。全面抗戰前，國民政府基于邊疆政策的需要，同樣給予西藏地方政府駐內地機構與人員以優厚的待遇，西藏駐南京、北平、康定的費用一年也超過12萬[12]，與班禪行轅旗鼓相當。1933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后，黃慕松入藏致祭的預算也超過40萬元。[13]可見，給予特別優厚的薪俸，是當時國民政府治邊政策的一個特點。

　　國民政府給九世班禪以“高薪”，具有支持其回藏的含義，在國民政府的決議中特別寫明：“班禪年俸辦法，至班禪回藏之日為止”。“高薪”未能持續太久，也未能幫助九世班禪回藏。1937年12月1日，九世班禪在玉樹結古寺圓寂之后，其行轅的規模被壓縮，經費自然也被大幅削減。[14]此后，班禪行轅便在國民政府的治邊政策中一直處于較為邊緣的位置，回藏更是遙遙無期。

　　1952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人民解放軍的護送下，離藏近30年的班禪系統，才終于得以重返扎什倫布寺。這顯然不是“高薪”所能辦到的。（中國西藏網 特約撰稿人/喜饒尼瑪）

　　[1][美]梅?戈爾斯坦：《喇嘛王國的覆滅》，杜永彬譯，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年，第72-73頁。

　　[2]《特派班禪為青康宣化使辦法》，中國藏學中心等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第7冊，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第2610頁。

　　[3]《暫行文官官等官俸表》，《考試院公報》1933年，第9期。

　　[4]《班禪之薪俸》，《康導月刊》1943年第2、3期。

　　[5]《大學教員薪俸表》，陳大白主編《北京高等教育文獻資料選編1977-1992》，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578頁。

　　[6]牛鼐鄂：《北平一千二百貧戶之研究》，《社會學界》1933年。

　　[7]陶孟和：《北平生活費之分析》，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第82-87頁。

　　[8]《班禪捐年俸賑災并諷經三日為全國災民祈禱》，《中央日報》1931年9月18日，第8版。

　　[9]《中央通訊社稿》，1937年，10月上，第408頁。

　　[10]《趙守鈺為告班禪遺囑致蒙藏委員會電》，中國藏學中心等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第7冊，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第2745頁。

　　[11]《張蔭棠奏擬西藏善后事宜十六條清單》，中國藏學中心等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第4冊，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第1557頁。

　　[12]《班禪駐京辦公處為陳述西藏政情歷數達賴之罪并請討伐達賴等》，中國藏學中心等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第7冊，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第2632頁。

　　[13]《行政院為追加黃慕松入藏經費預算事致中政會秘書處公函》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編《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致祭和十四世達賴喇嘛轉世坐床檔案選編》，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1年，第70頁。

　　[14]《蒙藏委員會向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第三次大會所作工作報告》，中國藏學中心等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第7冊，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第29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