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就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了。1951年至2021年，時間已將過去70年。

　　歲月滄桑，斗轉星移。我們閱讀過去，展望未來，總有一些人和事涌上心頭。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為了祖國的統一，黨中央決定進軍西藏，但進藏前，必須進一步了解當地事務，摸清情況迫在眉睫。

　　1950年2月16日，西南局、西南軍區在一封電報中特別提到：“西藏問題（包括對于散布在西康、川西北及云南境內之藏族問題）之許多政策，尤其是政教問題，必須多方調查，提出具體意見，獲得解決。” 2月28日，十八軍政策研究室成立于四川成都東勝街一個旅館里。起初，這個機構不叫政策研究室，而稱為“西藏問題研究室”， 3月改稱“十八軍研究室”。政策研究室有20多人（后發展到40多人），其中李安宅等不少著名的大學教授經西南軍區賀龍司令員推薦并批準隨軍進藏。63歲的藏語文學者謝國安就是在這一時期響應號召，不顧年老體衰，毅然從軍，擔任十八軍研究室的藏事顧問。他比十八軍軍長張國華（36歲）、政委譚冠三(42歲)都年長。沒有人統計過，但他無疑是目前所知十八軍中年齡最大者。他與十八軍將士一起爬山涉水，風餐露宿，抵達拉薩。曾任西藏工委研究室顧問、十八軍參議之職，在軍司令部參與翻譯重要文件材料。后來任藏干校教授。后調西藏軍區干部學校教授藏文。1954年，他因嚴重的高血壓病，不得不返回成都療養。

圖為上世紀50年代謝國安先生與孫輩的合影（喜饒尼瑪提供）

　　1887年，謝國安出生在今四川省甘孜縣絨壩岔。他的藏名為多吉卓巴，后因信仰基督教，取名Paul Sherap（人稱智慧保羅，我們注意到此名帶有藏文音譯），漢名謝國安。10歲時，他離開家鄉進入拉薩哲蚌寺學經。不久，謝國安離開寺廟，跟隨藏商商隊去了錫金甘托克、印度大吉嶺的教會學校學習藏文、英文和梵文。后應孟加拉亞洲學會之請，到加爾各答參與校訂《藏文大藏經·甘珠爾》。他兼通藏、英、梵三種文字，熟練地用藏、英語會話。辛亥革命爆發后，他返回內地，之后定居康定。此后一段時間在康定的國立師范學校任教，主持編寫了多部教材，如《西康國語教科書》(8冊)、《西康常識教科書》(8冊)、《西康公民教科書》等。這套教科書編輯方法，系根據教育部頒“小學課程標準”及西康特殊環境，先編漢文，再用藏文譯注，對民國時期西康教育發展和推廣起到特殊的推動作用。他曾在西康舉辦的“縣訓班”擔任藏文教員。當時著名學者李思純曾在康定見過他，印象較好，認為他“居印度甚久，故能操英語等，現居康定，研習藏文甚深。”1938年，著名學者柯象峰到康定一帶考察時，受到謝的熱情接待和幫助。他在日記里對謝國安頗有贊詞，10月9日的日記中提到“午時左右，謝國安君來訪，托其購佛經數部。”幾天后謝國安即將“購得之佛經十余部一一為之譯名及指出出版處”。

圖為上世紀30年代的康定（孫明經 攝）

　　1939年，西康省成立，他被聘為顧問。一個時期，西康省政府的文件需翻譯為藏文，均需謝國安等校正。1944年，在李安宅的邀請下，他與女婿劉立千受聘到華西協和大學邊疆研究所擔任研究員，主要從事藏文的翻譯與教學工作，同時為其他研究者提供資料參考。他是我國最早研究《格薩爾王傳》的學者之一。1946年與任乃強等人共同發起創立康藏研究社，并創辦《康藏研究月刊》，同時也是該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的特殊經歷和學識引起不少人的關注和贊嘆。

圖為當年記者對謝國安的采訪（喜饒尼瑪提供）

　　據筆者訪談，當年他家有不少路過的學者前往拜訪求教，家里經常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一些國外的學者等因遇到許多難解的詞句、名詞和方言，無法解決，也慕名前往，向謝先生逐一請教。法國藏學家石泰安就是在謝國安的幫助下，以《格薩爾吟唱詩人研究》論文獲博士學位，在國際藏學界一舉成名。他曾談到：謝國安先生慷慨相助，允許我利用他的藏書，請讓我在此向他致謝。在一些晦暗不明的段落上，他曾幫我闡釋，因為書是用東部藏語（康方言）或古老語言寫的……A. H. 弗蘭克談到柏林手抄本說“這部書沒有人能翻譯”，不是沒有道理的。好多的字詞、短語和詞組，查字典都無法找到，更不要說去理解它的文體和那些有影射意義的故事、比喻和諺語了。”

　　1947年，美國加州大學雷興教授來華大研修，擬從事藏傳佛教儀軌方面的研究，缺乏資料。謝先生在浩如煙海的藏文古籍中為其無私尋找，摘抄譯出許多資料，使其寫成《藏傳佛教的儀軌研究》，發表于加州大學學報。雷興教授為此對謝先生感激不盡。1977年，法國艾爾費發表了一部轟動西方藏學界的巨著《格薩爾·賽馬篇歌曲研究》，對版本及藏族詩律學、文體學、曲調、文化內涵等進行了深層次的研究。書中大量引用了謝國安先生的研究成果。法國藏學家大衛?妮爾的研究工作也得到過他的幫助和指導。

　　一個叫孔貝的英國人與謝國安初次見面，就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說：“來訪者就是智慧保羅，一個會說英語的藏人……不僅尊重自然界，也很重視道德，他講述的完全是真實而客觀的東西，沒有夾雜絲毫解釋評說或道德說教。” 在謝國安與孔貝見面以后的幾個月時間里，謝國安每晚都與孔貝聊上一兩個小時。“每次，智慧保羅就坐在扶手椅里，拿著一根雪茄和一杯對于‘缺氧’地區人們來說很是珍貴的可可，完全沉浸在自己早年冒險故事的回憶中，或者細致準確地描述著自己的家鄉人。”當孔貝告訴謝國安“除我之外，還有外界更多的人們對他的故事感興趣時，他很激動地接受了我的想法，平時表情遲鈍的臉龐也充滿了興奮之神色。”還將與其談話記錄，在倫敦出版英文專著《藏人論藏》（(A Tibetan on Tibet)），該書出版后引起轟動，被西方學術界譽為“最詳實可信之作”。全書共分為十五個章節，第一章和最后一章是孔貝撰寫，其余十三章均是其轉述謝國安口述的故事，將青藏高原的氣候、地質、植被、動物種群，以及生活在這一地域的人類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組織結構較為完整地記錄，具有極高的科學文獻價值。

　　謝國安先生致力于康藏研究，出版發表了大量學術成果，如《西藏四大圣湖》《康藏高原的頂部——羌塘》《悶域的起點拉達克》等。他是我國研究《格薩爾王傳》的先驅者之一。謝國安作為現代康藏研究的奠基者，培養了一批后來者，最有影響者當屬劉立千、郭和卿等。

　　1966年，愛國人士、藏學耆宿謝國安先生病逝于北京，享年79歲。（中國西藏網 特約撰稿人/喜饒尼瑪）

　　參閱書目：

　　任新建、劉立千、陳宗祥：《四川藏學研究》（三），四川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

　　王堯陳慶英主編：《西藏歷史文化詞典 》1998年6月第一版西藏人民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黨史研究室編著《和平解放西藏與執行協議的歷史記錄》中共黨史出版社

　　趙慎應：《張國華將軍在西藏》，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

　　《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66）》，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黃可：《為解放西藏特設的機構——18軍政策研究室》，見《西藏黨史資料》2000年第3期

　　李剛夫：《訪“西藏問題研究室”》，見《西藏黨史通訊》，198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