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對民國時期西藏歷史的研究中，常常為那些在特殊情況下，憂國憂民的志士仁人所感動，他們為藏漢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做出了重要貢獻。其中謝國梁父子奉命赴藏，雙雙以身殉職的事跡尤為感人。

　　1930年12月17日，西藏曲水，冰天雪地，寒意襲人。奉派前往西藏的國民政府“特派員”謝國梁因病猝然離世。

　　謝國梁，字庭樹，湖南湘鄉人，時任行政院參議、蒙藏委員會專門委員。于浙江武備學堂畢業后，他被清廷調赴西藏，訓練藏兵，擔任駐藏清軍土兵營管帶。因種種原因，他與西藏地方上層官員關系融洽，頗有人緣，還娶了藏族妻子。謝國梁離世的消息傳開，十三世達賴喇嘛等人都頗覺意外，傷心不已。12月18日，隨行秘書譚云山將謝國梁的遺體護送至拉薩，達賴喇嘛派兵數十人列隊迎接，給予了極高的禮遇。

　　此前，跟隨謝國梁任其秘書的謝瑞清（一名伏波，單字舒，1907年生，1929年供職國民政府外交部，1930年隨父領命入藏）在緬甸去世。父子雙雙為國盡忠，一種特殊的悲涼和悲壯，讓人扼腕長嘆！

謝國梁照片 （喜饒尼瑪提供）

　　1930年1月，因尼泊爾與西藏地方居民發生小糾紛，尼泊爾政府派兵越入藏境，西藏地方也召集軍隊嚴陣以待，形勢陡然嚴峻。為解決糾紛，十三世達賴喇嘛想到了中央政府，他遂以貢覺仲尼的名義寫一英文電稿，以明碼發送至“南京友人”。

　　這封電文的接收人正是謝國梁。請他代傳中央政府，首先是因為謝國梁曾以清朝官員身份在藏服務5年，熟悉藏事，與十三世達賴喇嘛等關系甚好，從私人關系方面來看，致電“友人”，出謀劃策，乃情理之中；其二，除去雙方私交，此時謝國梁乃是國民政府行政院參議、蒙藏委員會專門委員，貢覺仲尼代表十三世達賴喇嘛致電謝國梁尋求意見，其真正目的是想通過謝國梁向中央政府傳達信息，請求應對尼泊爾與西藏地方沖突的方針。其三，發送明碼電報，且為英文，名為向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南京友人”尋求意見，實則警告英國當局，如若繼續唆使尼泊爾入侵西藏，西藏地方將尋求中央政府幫助。因此，從某種程度而言，在中央與西藏關系極不正常的情況下，這一舉動是十三世達賴喇嘛晚年內心傾向中央的具體表現，充分顯示其政治智慧。在關系不正常的情況下，面對領土爭端等重大問題時，西藏地方政府愿與中央政府協商，共同應對，實屬難得。這不僅體現了謝國梁在促進中央與西藏地方政府關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為之后西藏地方與中央關系的進一步改善，奠定了基礎，更是對英帝國侵略西藏之野心的警示和打擊。

　　謝國梁將電文與其擬定的調解西藏地方與尼泊爾糾紛辦法一并向上呈報，希望為解決西藏事務出謀劃策、貢獻力量，以期早日實現國家之統一、民族之團結。蒙藏委員會獲悉信息后，認為“吾政府收復西藏之良好機會，及會不圖，后將無及”。同時，鑒于謝國梁的滿腔熱情與拳拳之心，認為“謝國梁前在西藏任土兵（當時指藏族士兵）統領，熟悉藏情，且與達賴、班禪俱有交誼”， “爰議委派專門委員謝國梁前往西藏，巫懷清前往尼泊爾，分任調解，并相機長駐該處，聯絡感情，宣化德意，以為逐漸收復西藏之張目。”1930年4月1日，國民政府同意了蒙藏委員會的報告，決議特派行政院參議、蒙藏委員會專門委員謝國梁前往西藏。5月，精通藏事的謝國梁奉命再次赴藏，除調解尼泊爾與西藏地方的糾紛之外，還肩負著更為重要的政治使命，1即將中央解決藏事之十一條意見傳達至西藏地方政府，并與十三世達賴喇嘛接洽商談。此時，他已是花甲之年，身體欠佳。但出于愛國熱忱，強撐病體毅然偕其子啟程。“因由印度進藏不便，改道來緬甸，由緬甸經滇康入西藏”。由于此前他在西藏的所作所為，以及其妻的關系，無形之中更拉近了他與西藏地方各階層之間的關系，亦可為其在藏執行公務提供方便。

　　9月22日（農歷八月初一）其子謝瑞清 “因途中感冒瘴氣，在緬甸互城病故”（殉職時年僅23歲）。年邁病弱的謝國梁痛失愛子后，精神備受打擊，勉強撐著料理完兒子喪事后，身體極差。骨肉親情雖難以割舍，但謝國梁深知此次赴藏肩負邊疆穩定、國家統一、民族團結之重任，不可懈怠，更不能因私誤公，遂留在緬甸眉苗短暫休養之后，便折回印度加爾各答重新計劃入藏事宜。就在進退維谷之間，謝國梁經人介紹，結識了緬甸仰光《興商日報》主筆譚云山。兩人同為湖南老鄉，又因譚云山熟悉印度方面語言，謝國梁邀其擔任秘書長，一同入藏。為了避人耳目，謝、譚二人遂決定跟隨藏商邦達昌騾馬隊喬裝進藏。然而，從印度出發，北上途經之地，地形復雜、環境惡劣，謝國梁因體力透支，身體早有不適、遂積勞成疾，奈何途中無法醫治，病情不斷加劇。1930年8月，謝國梁病勢惡化，無法上馬，邦達昌與當地營官趕造花扛（藏轎），代雇輿夫，乘花扛前進。后行至曲水時，謝國梁更加虛弱，上、下轎均須人背扶，但神志仍然清醒，堅持前往。途遇十三世達賴喇嘛派人及其在藏之妻子所派人來迎，當來人獻上哈達，謝國梁尚能微微點頭。12月17日，謝國梁忽然氣絕，歿于拉薩郊外，此地距拉薩僅一日行程。終年62歲。謝氏父子長途跋涉，于同年殉職藏事，令世人扼腕長嘆之余亦肅然起敬。十三世達賴喇嘛聞訊，頗為傷感，立即電告蒙藏委員會。

　　“謝家父子，歿于國事，實堪念。”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在致謝十三世達賴喇嘛電中謂：“謝專員為國捐軀，深堪憫惻，現正由敝會呈請中央從優撫恤，并擬在京開會追悼，以資紀念。” “謝故委員父子，此次均為國事跋涉而死，應請政府予以相當優恤。” 。

　　1931年5月31日，國民政府在南京為謝國梁舉行公祭會，政界要員以及西藏達賴駐京辦事處、班禪駐京辦事處等均躬臨致祭。國民政府多位大員均為其題詞等。蔣介石因其為西藏“行千萬里，歷三十年”，題“盡瘁使命”四字；著名學者蔡元培亦為其書寫“庭樹先生暨隨侍文郎千古”。

蔡元培為謝國梁題字(李子君提供)

　　在拉薩，十三世達賴喇嘛率眾高僧親自為其誦經超度，以漢族的最高禮節予以厚葬。

　　西藏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在第一時間內做出反應，對其喪葬事務的處理均給予高度重視，按高規格辦理。從中央政府角度而言，這無疑體現了其治藏政策與態度。通過對謝國梁喪事的妥善處理，體現了對邊疆工作的重視，以此鼓勵更多的人到邊疆服務。加之，謝國梁作為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南京友人”，二人關系非同尋常，國民政府妥善且高規格處理謝國梁的喪事就是對西藏事務的重視，旨在向西藏地方傳遞特殊的信息。

　　從西藏地方政府而言，通過謝國梁喪事的妥當處理，力求表達對中央政府政策的回應，體現了十三世達賴喇嘛晚年的心理嬗變。

　　謝國梁父子秉愛國之志，奔波于藏事，無愧于中央政府，亦無愧于西藏地方，故能同時為中央政府、為西藏地方所接受和感念，進而為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關系的恢復發揮了重要的橋梁作用，是民國史上極具影響的典型人物。（中國西藏網 特約撰稿人/喜饒尼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