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19日，出席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九屆二次會議的全體代表一致表決同意，將每年的3月28日設立為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這對維護祖國統一、增強民族團結，對維護西藏和四省涉藏州縣的社會穩定，對深入開展西藏的反分裂斗爭，爭取國際輿論，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的設立，有著深刻、堅實的歷史依據和實踐依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西藏民主革命，分為兩步：第一步，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實現西藏的和平解放；第二步，實行民主改革，使百萬農奴翻身解放、當家作主。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以下簡稱《十七條協議》），標志著西藏民主革命第一步的勝利。對于西藏的民主改革，中共中央在堅持民主改革方向這一點上是堅定的、明確的，1950年1月2日毛澤東主席就指出，要將西藏“改造為人民民主的西藏”，《十七條協議》也明確規定：“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

　　在改革的方式和策略上，中共中央采取了慎重的態度，努力爭取上層合作，爭取在多年內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西藏的民主改革。為此，《十七條協議》規定“對于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一直到1956年，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成立以后，民主改革才提上議事日程。在認識到改革的條件尚不具備之后，中央提出“六年不改”方針，為爭取西藏上層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是，西藏地方上層反動分子不是要“六年不改”，而是要“永遠不改”。為了達到“永遠不改”的目的，他們在帝國主義支持下，于1959年3月10日，發動了對抗改革、分裂祖國的武裝叛亂。

　　1959年3月28日，周恩來總理簽署國務院命令，責成人民解放軍平息叛亂，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要求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領導全藏僧俗人民，團結一致，共同努力，協助人民解放軍迅速平息叛亂，鞏固國防，保護各族人民利益，安定社會秩序，為建設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新西藏而奮斗。

　　以3月28日國務院令的公布為標志，帶有人民民主政權性質的自治區籌委會取代了政教合一的原西藏地方政府。這一天，成為西藏新政權取代舊政權的“分水嶺”。由于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發動了武裝叛亂，“六年不改”的方針，改為“邊平邊改”。這一天，成為西藏開始實行民主改革的“里程碑”。在平息叛亂的同時，在西藏進行了一場徹底摧毀封建農奴制度的翻天覆地的民主改革。廢除了“政教合一”制度，實現了政教分離；廢除了生產資料的封建領主所有制，確立了農牧民個體所有制；廢除了對“三大領主”的人身依附，使百萬農奴和奴隸翻身解放，獲得人身自由。民主改革的勝利是人權事業在西藏的巨大歷史性進步。

　　二、“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的設立，有著重要、深遠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教育人民，特別是各民族青少年，牢記歷史，不忘過去。在改革開放的條件下，一個時期以來，一方面達賴集團調整策略，欺騙性增強；另一方面在長期和平環境中成長的年輕一代，沒有經歷過舊西藏的黑暗歲月，沒有經歷過平息叛亂、民主改革等嚴峻斗爭的鍛煉，對這些情況所知不多。設立農奴解放紀念日，通過回顧歷史、新舊對比，揭露達賴集團統治下舊西藏的落后，揭露達賴集團是被推翻的“三大領主”殘余勢力的代表，有助于進一步提高全社會特別是青少年對達賴集團的政治本質和西藏反分裂斗爭實質的深刻了解和清醒認識。

　　廓清迷霧，澄清是非，還達賴集團以本來面目，還歷史以本來面目。就在設立“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不久，2009年的3月10日，達賴照例發表了一篇混淆是非、顛倒黑白，具有欺騙性、煽動性的講話。達賴的種種陳詞濫調，毫無新意。但有兩點，達賴沒有講，反而值得人們注意。一是只字未提新設立的“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這種刻意回避的事實說明，“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的設立，擊中了達賴集團的要害。他們不敢否認，也否認不了那段不光彩的歷史。二是在當時，全世界都在應對金融危機，達賴卻沒有提出一點辦法。因為達賴集團一直都不是靠發展經濟來應對金融危機，而是靠制造事端，制造熱點，蒙蔽輿論，從而取得國際敵對勢力的支持和資助。

　　設立“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有助于“讓人類良知永遠記住”這段歷史，用國際社會聽得懂的語言和方式，闡明西藏自古是中國一部分的歷史，揭露達賴集團在西藏實行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的真相，剖析達賴集團種種政治主張的分裂實質，展示西藏經濟社會的歷史巨變，向世界介紹一個真實、發展、進步的西藏。（中國西藏網 特約撰稿人/拉巴平措 朱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