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和平解放以來，尤其是1959年民主改革以來，西藏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徹底廢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社會更加公平，各族群眾平等地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宗教負擔極大減輕，有力地推動了宗教消費功能的轉變，農牧民宗教消費的變化是西藏社會翻天覆地的縮影。在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增強脫貧地區和脫貧群眾內生發展動力，以及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過程中，農牧民群眾的宗教消費問題是一個值得長期研究的課題。社會上經常流傳著西藏農牧民將一生的積蓄、一家所有財產奉獻給寺廟，以求來世福報的“故事”，還不乏稱贊、向往之詞。西藏農牧民宗教消費情況果真如此嗎？

　　2023年4月，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的《從重負到自如——西藏農牧民宗教消費的貧困效應變遷》一書對此作出了回答。該書基于西藏農牧區田野調查的大量第一手訪談資料與問卷數據，深入分析研究西藏農牧民宗教消費的變化與特點，以及宗教在社會和家庭中地位的巨大變化，充分反映了和平解放70多年來社會主義新西藏發生的根本性變革。作者楊濤為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社會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經濟學博士，主要從事青藏高原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研究，因工作需要，經常深入西藏和四省涉藏州縣調研，此書即是作者2017—2021年5年深入西藏六地市（除昌都市以外）田野調查心血的結晶。

 
圖為《從重負到自如——西藏農牧民宗教消費的貧困效應變遷》一書的封面

　　作為責任編輯，認為該書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鮮明特點。

　　與時代同頻共振

　　全書近26萬字，由緒論及8章30節內容構成。除緒論及第一、二章介紹主要內容及研究背景等概述性的文字外，其余6章內容緊緊圍繞“西藏農牧民宗教消費的貧困效應變遷”這一主題，以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借鑒宗教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以對西藏六地市8個縣（區）的7個村莊（社區）361戶農牧民，以及10座寺廟的實地調查資料與問卷數據為依據，并通過新舊西藏社會對比，深入研究西藏農牧民的宗教消費是否構成經濟負擔，對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影響，農牧民和僧尼對貧困根源的主觀認知與生計互動，影響農牧民宗教消費貧困效應的因素，引導農牧民合理宗教消費的路徑等。

　　民主改革前，西藏實行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地方政權掌握在上層僧侶和貴族集團手中，宗教負擔與政府負擔摻雜在一起，宗教負擔也以政府負擔等方式轉嫁到廣大農牧民身上。每年僅經由宗政府送交寺廟的實物就占全宗總收入的50%，有的高達60%以上。寺院還經常以舉行宗教活動為名，向農牧民攤派各種差役，加上農牧民自己向寺廟的供奉，累積起來給農牧民帶來了沉重的宗教負擔。民主改革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西藏得到全面貫徹落實，信教與否成為個人的私事，農牧民群眾宗教供奉按需支出、量力而行。“寺廟供養完全是個人行為，來喇嘛嶺寺的信徒大金額供奉的并不多，有時只有5角、1元錢。”

　　該書通過2017—2021年的實地調研數據分析指出，361戶農牧民的宗教消費支出僅占其總收入的2.10%，總體上構成經濟負擔的現象已不普遍。宗教消費對人力資本的抑制作用已大大降低，對人口數量的影響已基本不存在，人們生病不再求神拜佛，而是選擇就醫。宗教消費和投入“不再是農牧民提高其在村里地位、威信和受尊敬程度的主要途徑，也不再是面臨困難時獲取他人更多幫助的主要手段；僧尼也不再是農牧民面臨重大決策時的主要咨詢對象。隨著農村基層組織的加強，脫貧攻堅的成功實現，村干部正成為農牧民遇到困難時的主要求助對象，遇到重大決策時的咨詢對象，成了村里最有威信和地位的群體”。訪談問卷的114戶農牧民中有73戶（64.04%）認為貧困的主要根源在于自己不努力。當前，西藏農牧民的宗教消費如同普通商品一樣，會隨著家庭總收入的增加而適當增加，但會低于總收入的增長速度；家中有人去世時，宗教消費支出較多；家中黨員數量越多，家中宗教消費支出占家庭總收入的比重越小。西藏農牧民宗教消費的功能也發生了質的改變，開始發揮調節身心、緩解壓力的積極功能。

　　以上充分表明，隨著我國社會的高質量發展，產生并生長于社會的宗教，作為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只有不斷更新、調適自己，適應我國社會發展，充實時代內涵，才能實現自身健康傳承發展。

114 戶農牧民對村里最有地位和威信人的回答結構分布圖

　　創新與拓展并舉

　　該書在吸收與借鑒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在以下方面進行了創新與拓展研究。

　　首先，田野調查覆蓋區域之廣、訪談對象之多，超過同主題研究成果。作者調研了拉薩市、日喀則市、山南市、那曲市、阿里地區五地市的7個縣（區）的7個村莊（社區），共收集到361戶農牧民的宗教消費數據。這些村莊（社區）的生產類型、空間區位、經濟發展水平和周邊宗教服務設施等各不相同，其中既有農區，也有牧區；既有西藏腹心和普通地區的村莊（社區），也有偏遠邊境地區的村莊；既有村寺相鄰的村莊，也有村寺分離的村莊；既有4個以建檔立卡貧困戶為主的抽樣村（社區），也有3個全樣本村。

　　同時亦調研了拉薩市、日喀則市、山南市、林芝市和阿里地區五地市的10座寺廟，并對其中8座寺廟——大昭寺、扎基寺、色拉寺、扎什倫布寺、直貢梯寺、曲龍寺、塔巴寺、喇嘛嶺寺的20名僧尼進行問卷訪談。這10座寺廟，既有影響比較大的寺廟，也有規模較小的寺廟；既有地處西藏首府的寺廟，也有地處偏遠的寺廟；既有格魯派寺廟，也有寧瑪派寺廟，同時還有尼姑寺（曲龍寺）。綜合考慮到了寺廟的規模、區位、派別、僧人性別等因素，20名僧尼中，既有普通僧尼，也有寺管會成員。

　　這些村莊（社區）與寺廟的選擇，彌補了已有研究成果中田野調查區域不夠廣、樣本不夠多的不足，為更全面了解農牧民的宗教消費行為，以及這些宗教消費對其生計帶來的影響提供了全面而翔實的資料，具有重要的學術創新價值。

　　其次，在問卷方式、問卷人員安排、數據獲取方式等方面頗費心思。一是在問卷方式方面，作者放棄傳統的發放問卷、受訪者填寫問題、收回問卷的方式，采用在相對獨立的空間中，只有一位問卷人和一位受訪者，問卷人記錄受訪者的回答并整理填寫好問卷，當場完成并收回問卷的方式。二是在問卷人員安排上，由調研組里的藏族同事擔任問卷人，或者聘請當地的藏族大學生、高中生擔任翻譯人員，并在問卷前對聘請的翻譯人員進行培訓，以形成對問卷指標的統一理解。三是在問卷訪談中盡量覆蓋各個年齡階段的受訪者并考慮到性別均衡問題。通過以上三方面調研方式的創新，大大提高了調查問卷所獲信息的準確性與有效性，從而為全書的分析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提高了結論的可靠性。

　　再次，在影響西藏農牧民宗教消費貧困效應的路徑與因素方面進行了拓展研究。本書在繼續關注宗教消費對西藏農牧民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影響的同時，從需求側（114戶西藏農牧民）、供給側（20位僧尼）對貧困根源的認知，以及二者對貧困、供奉與幸福關系的認識等方面進行訪談，加強了對農牧民基于來世動機的宗教消費問題的研究，并將西藏和平解放以來發生的偉大社會變革——民主改革融入宗教消費的貧困效應分析之中，從而更好地切合了農牧民宗教消費兼顧現世與來世的“二世”特點。

圖為114戶農牧民對貧困根源首選項的結構分布圖

圖為20名僧尼對貧困根源認知的結構分布圖

　　務實的寫作風格

　　作者運用了實證研究方法。書中關于西藏農牧民宗教消費是否構成經濟負擔，以及對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影響進行分析的依據，全部來自作田野調查的第一手訪談資料與數據。尤其第三章關于農牧民宗教消費的支出總量與結構，以及是否構成經濟負擔的研究，附有13張表、4幅統計圖，以及宗教消費占總收入10%以上的25戶農牧民家庭情況的詳細介紹（基于訪談記錄整理而來）。書中所有結論都是基于對訪談資料與數據的分析而得出，有理有據，真實可信。全書語言樸實無華、言簡意賅，滿滿地全是干貨。書中共有61張表格、37幅統計圖，作者將不易理解的經濟學知識以相對通俗易懂的語言、圖文并茂的方式表達出來，便于讀者理解和接受。此外，書中還穿插一些有趣的小故事，如“末代防雹師旺覺老人”“西藏拉孜‘巫師村’：63名巫師主動‘下崗’”“西藏‘90后’僧人的現代化生活”“什布奇村村規民約摘錄”等等，反映了和平解放以來科技普及對農牧民宗教觀念轉變所產生的積極作用，思想碰撞對年輕僧人產生的影響，同時亦增強了該書的可讀性。

　　綜上所述，該書以充分的事實和大量第一手田野調查訪談資料與數據表明，經過和平解放以來70多年的發展，宗教消費整體上構成經濟負擔的現象已不普遍，其宗教消費功能也發生了質的改變，開始發揮調節身心、緩解壓力的積極功能。在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增強脫貧地區和脫貧群眾內在發展動力、積極推進我國宗教中國化的大背景下，該書對了解西藏農牧民宗教消費的真實情況，考察研究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推進我國宗教中國化進程，以及相關部門制定政策具有重要參考價值。（中國西藏網 文/杜冰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