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市康馬縣城到達日村，地圖上的距離很近，開車卻要走很久，因為路況實在是太差了。

　　在手機地圖和各種旅游推薦上，這里也被標為地理村、地里村等等，因為此地偏遠，不為人知，名字有多種音譯寫法，大家覺得也沒多大問題。村中年紀最大的老人也只去過一次拉薩，住了一晚就返回了——因為家里的牛羊沒人管。

　　汽車從很遠的河對岸開過，我們首先看到的是村邊的山包上有座古代的碉樓，特別顯眼，也顯得特別孤單和突兀。

　　77歲的村民索朗平措老人講起邊民的今昔生活，不勝感慨。

圖為索朗平措老人

　　他說這座碉樓有五層高，下面是一個常年緊閉的小便門。碉樓每層設有四五間沒有窗戶的小黑屋，第三層外面窗臺放置石塊等硬物，用以投擲御敵、預防不測。這座碉樓雖然從外表看去還比較風光，實際上是過去盜匪橫行時村中的大“保險柜”，可以藏全村人。但碉樓的實際擁有者卻是此地豪門達日索康，還有喬巴和帕里白熱等三戶人家，他們占有的房間也是最大最好的，貧窮人家只能看著他們的眼色，擠在墻角旮旯里生活。

　　索朗平措小時候，西藏已經和平解放，盜匪和山賊已被解放大軍消滅得差不多了，于是這個碉樓成為牧民夏季上山放牧村中無人時，放置每家每戶貴重物品的倉儲場所。如今，已是縣級文物保護單位。

　　索朗平措老人告訴我們，在古代，該村被稱為“崗給惹瓦”，意思是雪山圈養的荒涼山谷，村莊“主人”是三戶權貴，稱為“喇卓松”，意思是寺廟（喇嘛）與大牧主三戶。村邊的小寺廟叫達日拉康，是隸屬山南聶隆子宗某噶舉派寺院的分支機構，該寺每年會派一個僧人來管理達日拉康并負責收稅。

　　因地處邊境絕地、交通不便，此地的民主改革晚于西藏大部分地區，是1965年才開始的。“西藏民主改革前，我們是白天做人（有干不完的活兒），晚上做狗（沒有睡覺的地兒）。民主改革后，我們才自食其力，生活改善。作為邊境一線地區，民主改革前這里是有邊無防、流民四行，民主改革后是管理有方、固若金湯，這是我本人親身經歷過的。”

　　老人還說：“我個人不是此地出生的，是小時候從江孜那邊過來的搬遷戶，但到這里后生活沒有受到一點歧視，邊民的一切待遇也都讓我享受，還有對老年人的特殊補貼。過去，我是一家三口人，擠在一柱面積（約合12平米）的小黑屋里，后來政府安排我們搬到兩間房里，最后是六個人住獨門獨院，政府還幫助我們蓋房不用我們操心。以前我們每天為一日三餐擔憂，現在想的是今天吃什么香。過去，這里的人們沒有任何安全感，所以有了碉樓這種并不舒適的建筑，現在則是安居樂業，路不拾遺。所以，可以說我們對強邊固邊充滿了信心和熱愛，也有能力把祖國的邊境守護好、建設好。”這是索朗平措老人向我們這些到訪此地的外來者傾訴的肺腑之言。

　　近年來，涅如堆鄉達日村響應上級號召，村黨支部、村委會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團結帶領全村各族人民，深化民族團結、愛國主義教育，共同守住祖國邊陲。

　　在這里，民族團結和“邊防第一”的觀念已深深扎入人心。從未出現民族關系不睦的情況。村中有藏族婦女嫁給漢族人，在縣城經商，生活和美、幸福。

　　如今的達日村中，有10個護邊員，每月工資1600元，年底評比考核。護邊員平時自由組隊，每周巡邊兩次，遇到節假日，黨員五人一組，加班到邊境一線的“白湖”等地加強巡邏。

圖為護邊員　　

　　2016年，村中建民宿，交給貧困戶經營，共接待2000多人次旅客，受到游客的歡迎。

　　2013年，40冰川尚未開放時，有游客探險遇到危險，達日村的放牧員第一時間通知邊民，村里人協助登山隊，第一時間前去營救。

　　2017年，又一外地游客掉在冰裂縫里，難以脫身。他們接到放牧員的報警，前去營救，在公安民警到來之前，幫助游客脫險。迷路、生病和缺乏食品、保暖衣物的游客也會找牧民尋求幫助，幾乎是有求必應。軍警民共同努力，建設出鞏固的邊防和樂善好施的新家園。

　　在這人煙稀少的荒村里，從來不缺少漢族同志的身影。縣醫院的一位漢族醫生在這里駐村很長時間，只要有空就給村民們量血壓、測體溫，講解衛生知識。一位名叫張書（音）的干部在這里駐村，主動教村民學漢語，他自己也拜村支書確瓊為師學習藏語，因為藏語流利、為人熱情，村民們給他起了一個藏族名字“扎西”。現在的駐村干部是位名叫唐煉的漢族同志。

　　農歷壬寅虎年的最后一天，正值普天同慶團圓時，在海拔4700米的邊境線上，卻有一群人默默地守護著祖國邊疆的大美山河……村支部書記確瓊清楚地記得：那是2023年1月21日上午9時許，日喀則市康馬縣涅如堆鄉民兵連10名民兵和6名鄉干部整裝待發，擔任巡邏任務。但他沒有想到是，鄉黨委書記汪吉和派出所負責人（一位他不知道名字的漢族同志）也斗志昂揚地加入到巡邏隊伍中來。

　　經過長達近7個小時的巡邏，民兵連順利結束了春節前最后的巡防任務。（中國西藏網　特約撰稿人/索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