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前人栽樹，后人乘涼”。三百多年前，有一個人在拉卜楞寺前種下了一棵樹，從此拉卜楞寺僧人每年植樹成為慣例。幾百年后，拉卜楞寺以“世界藏學府”之名享譽內外，一棵樹也變成了一千多畝的茂密樹林。山林蒼翠，古寺重重，四季更迭，萬物循生，這里的每一處風景都蘊含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雋永的故事。

圖為拉卜楞寺遠眺 攝影：易文文

　　栽樹的人是一世嘉木樣·華秀·阿旺宗哲，拉卜楞寺便由他主持始建。建寺之初規模不大，但經阿旺宗哲努力耕耘，該寺寺務管理嚴謹，僧人戒律嚴格，學經制度規范，為拉卜楞寺后來的傳承發展打下了根基，為嘉木樣活佛轉世系統的形成創造了較好的物質條件。

　　拉卜楞寺之所以能從一座八十柱的大殿發展成為如今擁有占地面積1234畝、建筑面積82.3萬平方米、六大學院、主要佛殿30多座、僧舍700多院，以及各種佛殿、法苑、印經院、佛塔、活佛宮邸等集于一身的恢宏建筑群，不僅是歷世嘉木樣活佛等各大活佛不斷擴建和完善的結果，也離不開安多地區數輩信教群眾的辛勤供養，更離不開歷代中央政府的支持。阿旺宗哲選擇了在夏河修建拉卜楞寺，拉卜楞寺因夏河而得建，夏河因拉卜楞寺而聞名，山與寺相伴，寺與城不分，夏河之地如冉冉之星在歷史的帷幕上熠熠奪目。

　　地處甘青川三地交匯地帶的夏河，境內多深谷高山，自古為“將兵略地”。夏河地區在春秋至漢初，系西羌各部落游牧區域。漢代設金城郡，轄白石縣，是夏河當地最大見于史籍記載的行政建置。乾隆時期在夏河地區設“南番二十一寨”，以其吏治歸循化，軍事屬河州。民國時期，因黃河一級支流大夏河橫貫縣境，1928年取名“夏河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又經幾番變更，于1962年1月1日正式以“夏河縣”之名歸屬甘南藏族自治州轄治至今。以上后話暫且不提，故事還要從三百多年前講起。

圖為拉卜楞寺一世嘉木樣酥油花塑像 攝影：易文文

　　1710年春，隴南大地冬去春來，萬物復蘇。遙遠處，一隊浩浩蕩蕩的人馬沿著大夏河流經之地緩緩前行，打破了此地千百年來久遠的寂靜。不得不說，人生中有些驀然經過，既是一場不經意的際遇，也像是一次久違的注定。

　　年逾花甲的阿旺宗哲也在這隊人馬中，陪同他的還有蒙古和碩特部察罕丹津親王夫婦及眾弟子若干。數日來奔波各地勘察建寺地址，這讓年邁的阿旺宗哲有些疲憊，但仍興致昂揚。彼時距離他千里迢迢赴藏求學已過去了四十余年。在這四十余年中，他勤學善修，著書立說，弘揚佛法，影響廣泛，為其后來返回故里修建拉卜楞寺奠定了基礎。就在前一年，在宗喀巴建立甘丹寺300周年紀念日上，阿旺宗哲率弟子舉行了吉祥長凈儀式，作為他今后建寺的吉祥緣起。

　　少時出家，青年赴藏求學，中年揚名青藏，如今榮歸故里、落葉歸根，也許距離修行圓滿，只差一個建寺的功德？誰也未曾可知，歷史并沒有直接的答案，只是將命運的巨手豪邁地指向了他們途經的某處。

　　此地山川靈秀，視野開闊，龍鳳兩山遙相呼應，大夏河將兩山之間沖積出一塊肥沃的平灘，當地民眾稱之為“扎西奇”，意為吉祥之地。滋養兩岸的大夏河水泛著粼粼的波光，自西向東蜿蜒而流，包含龍鳳呈祥之寓意的半圓形平灘仿如右旋海螺，十分祥瑞。

　　這不正是理想的建寺之地嗎？阿旺宗哲駐足觀望許久，不禁雙手合十，喃喃念經，眾弟子隨聲附和。陪同尋找建寺地址的察罕丹津見此情狀，不由大喜，隨即命人著手建寺事宜。

圖為拉卜楞寺一世嘉木樣塑像 尕松東周供圖

　　同年7月，察罕丹津捐獻一頂可容納800人的方形毛氈帳房，供阿旺宗哲開展講經說法等各類宗教活動。1711年初建聞思學院，這是拉卜楞寺第一座真正意義上的大殿，由察罕丹津親自監管修建工程，命屬部拉運木料并出工建造，有八十根明柱，可容納一千余名僧人同時誦經。

　　當時，察罕丹津已是清朝中央政府敕封的多羅貝勒，在其轄管之地頗有建樹，緣何竟對迎請阿旺宗哲和選址建寺一事如此上心，力求親力親為呢？

　　16世紀時，青藏高原上藏傳佛教的教派之爭錯綜復雜，局勢不定。藏族僧俗領主都想利用蒙古勢力來增強自身力量，穩固和擴大政教影響力，同時蒙古王公貴族也希望利用宗教作為政治手段，從而鞏固和發展各自的統治地位。于是，擁有草原鐵騎的蒙古各部落王公和掌控精神信仰的藏傳佛教各教派宗教上層不由地走到了一起。

　　為了鞏固蒙古和碩特部的統治地位，并進一步擴大自身的政治影響力，察罕丹津迫切希望得到藏傳佛教格魯派的支持，再加之他本人對格魯派的信仰，曾多次派人赴西藏迎請德高望重的阿旺宗哲來轄區建寺弘法，但之前阿旺宗哲并未應允。1708年，察罕丹津再次派人前往拉薩迎請，阿旺宗哲這才應允。

　　之前不答應，為何這一次阿旺宗哲就接受了察罕丹津的邀請、重返故里呢？

　　用佛教的說法可以通稱為之前是機緣未到，以人之常情的思考也可解釋為鳥倦知還、人老歸鄉，不過，既然歷史不能為任何人所選擇，那么，客觀的答案也一定要從歷史中找尋。

圖為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教材之一戒律論，由一世嘉木樣阿旺宗哲所著 尕松東周供圖

　　彼時，阿旺宗哲在西藏已是學富五車、貫通三藏的大格西，他受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之命擔任哲蚌寺果芒經院堪布。此時西藏政教局勢動蕩不安，藏王拉藏汗與西藏攝政第巴·桑結嘉措之間的斗爭愈演愈烈，甚至發展到兵戎相見的地步，阿旺宗哲不得已在他們之間以堪布的身份斡旋和調解，成功制止了1703年拉薩正月傳召大法會上險些發生的流血事件。后來，日益驕橫的拉藏汗對曾擔任過自己經師的阿旺宗哲漸失耐心，不聽任何人的勸說，不僅處死了第巴·桑結嘉措，還廢黜了前者擁立的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另立蒙古族出身的益西嘉措為六世達賴喇嘛。此事引起拉薩三大寺強烈不滿，為了遏制事態發展，阿旺宗哲挺身而出，再次以堪布身份勸說哲蚌寺眾僧息寧。

　　作為一個虔誠的佛教徒，阿旺宗哲親身經歷波詭云譎的政治風云，再看到西藏當時社會動蕩，民眾苦不堪言，連六世達賴喇嘛都淪為了政治斗爭的犧牲品，這讓阿旺宗哲痛心不已，對自己在西藏弘法利生的愿望逐漸心灰意冷。此時，察罕丹津鍥而不舍地再度迎請，正所謂天時地利人和，給了阿旺宗哲從此轉身而去的機緣。

　　在察罕丹津引薦下，初建的拉卜楞寺很快與清朝中央政府建立了聯系。1720年，康熙皇帝頒賜阿旺宗哲“扶法禪師班智達額爾德尼諾門罕”的稱號及金印，準許穿黃馬褂。拉卜楞寺的政教地位一開始就獲得清朝中央政府的認可，為其后來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到了二世嘉木樣時期，拉卜楞寺的宗教影響擴展到川、藏、甘、青、內外蒙古等地。1795年，拉卜楞寺得到河洲總鎮衙門特許，設置“杲倉”，直接轄理寺院周圍十三莊政教事務和民事案件。從上我們可知，至遲到18世紀后期，夏河所在的城區已經具有相當規模。

　　歷史上，夏河一直是古絲綢之路唐蕃古道的重要通道，是從內地進入高原的門戶，是連接安多、輻射蒙藏、溝通中原的文化樞紐。拉卜楞寺建立后，藏傳佛教格魯派在夏河一帶迅速傳播，不僅影響當地原有群眾的生活，也深入影響自明清以來遷入此地的蒙古部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及社會風俗，成為聯系甘青地區蒙古各部族、維系團結、穩定人心的宗教需求和文化紐帶。蒙古族、藏族、漢族、土族、回族、東鄉族等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斷深入，彼此相互取補、互為融合，形成了如今夏河豐富多彩的文化現象。

　　歲月長河里的地緣情長與文化交織，讓夏河成為甘青地帶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動典型。而與夏河城區早已融為一體的拉卜楞寺，不僅是夏河的金字招牌，也是整個甘青地區的歷史文化招牌，幾百年來吸引著無數來此朝圣和觀光的各族群眾。

圖為拉卜楞寺文物陳列館匾額 攝影：易文文

　　拉卜楞寺內珍藏金銀汁、朱砂汁書寫和印刷的各類經書共計十萬多卷，大小佛像一萬八千多尊，唐卡上萬幅，壁畫上千幅……珍貴文物和各類藝術珍品達1萬余件。為此，寺院建有陳列館專門展出部分珍貴文物，包括歷代中央政府冊封和賜贈的印鑒、封誥、匾額、千佛樹、珍珠塔、玉如意等，察罕丹津供養拉卜楞寺的多件珍寶，歷世嘉木樣活佛所用法器及其他用品，以及諸如馬角等從前只在傳說中聽過的奇特物件。該館展出的文物見證著蒙、滿、藏、回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記憶，觀賞文物的同時，觀眾也在不斷深化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認識與領悟。

　　值得一提的是，1723年，清朝中央政府加封察罕丹津為和碩特親王，掌管和碩特部黃河南前首旗，也即河南蒙旗，人稱“河南親王”。同年七月，羅卜藏丹津叛亂，察罕丹津主動站在清朝中央政府一邊，同妄圖分裂祖國的反動勢力進行堅決斗爭。叛亂平息后，清朝中央政府對其更加贊賞，僧俗對他更加擁戴，轄內安定富足，察罕丹津也被后世所銘記。

　　在青海和碩特蒙古黃河南前首旗的歷史上，河南親王從察罕丹津算起到最后一代女王扎西才讓，共襲十代，河南蒙旗一直與拉卜楞寺保持著緊密聯系，王公貴族中也有人與嘉木樣家族聯姻，雙方結成政治姻親關系，互相扶持、互相依存。當然，這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拉卜楞寺晨昏定省、永不懈怠，正如夏河從歷史中走來，永遠沒有冷清的時候。站在城市看寺院，錯落有致、金碧輝煌；站在寺院觀城市，古韻遺風、韻味悠長。人在寺中，亦在城中，更在一步一回首的故事中。（中國西藏網 文/易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