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宣告西藏和平解放，自此西藏人民永遠擺脫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和羈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團結平等友愛合作的大家庭中，走上了團結、進步、發展的光明大道。西藏和平解放，為西藏經濟社會的跨越式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70年來，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在全國人民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干部群眾團結一心、艱苦奮斗，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各項事業取得全方位進步和歷史性成就。

　　社會制度實現偉大跨越。舊西藏處于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統治之下，這種制度粗暴踐踏人類尊嚴，嚴重侵犯基本人權，根本阻礙西藏社會發展，完全背離中國和世界進步潮流。以和平解放為政治基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西藏經過民主改革，徹底廢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使西藏社會制度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實現歷史性飛躍。同時各級人民政權逐步建立，使過去沒有人身權利的百萬農奴依法享有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權利，享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和平等參與管理西藏事務的權利。196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隨后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西藏跨入社會主義社會，實現了社會制度的偉大跨越。

　　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在封建農奴制度下，占人口95%的農奴和奴隸沒有生產資料和人身自由，遭受著沉重的賦稅、烏拉差役和高利貸盤剝，掙扎在死亡線上。和平解放以來，盡管遇到過不少困難和挑戰，西藏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實現了從貧窮落后到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特別是徹底擺脫了束縛千百年的絕對貧困問題，實現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1951年和平解放時，西藏地區生產總值僅為1.29億元，到新時代，2020年地區生產總值突破1900億元，經濟實力明顯提升，經濟結構持續優化。2020年，即使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西藏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仍達9.6%，居全國首位；旅游業保持高速增長態勢，接待國內外游客3505余萬人次。和平解放前，西藏90%以上的人沒有自己的住房，過著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生活。和平解放后，通過民主改革，翻身農奴終于有了屬于自己的住房。到2020年，西藏農牧民人均自有住房面積達41.46平方米，城鎮居民人均居住面積達到33.4平方米，幸福指數大幅提升。2020年，西藏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0年翻了一番。在黨的領導下，西藏脫貧攻堅取得偉大成績。截至2019年底，全區62.8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已全部脫貧，74個貧困縣區全部摘帽，歷史性消除了絕對貧困問題，目前已脫貧人口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萬元，脫貧成果得到進一步鞏固。事實說明，和平解放、民主改革使西藏社會制度一步跨千年，脫貧攻堅讓西藏人民生活方式一步跨千年。

　　社會事業全面進步。和平解放為推動西藏社會全面進步提供了強大的政治保障，經過70年發展，西藏各項社會事業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進步。舊西藏沒有一所現代意義上的學校，文盲率高達95%，現代科技更是一片空白。從1951年至2020年，國家累計投入教育經費2239.65億元，推動西藏建立起涵蓋學前教育、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繼續教育、特殊教育的現代教育體系，實行15年公費教育，小學數學課程開課率、中學數理化生課程教學計劃完成率、職業技術學校國家目錄規定課程開出率等均達到100%，高中階段教育普及攻堅如期完成。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不斷完善，截至2020年，西藏已建成區、市（地）、縣（區）、鄉（鎮）、村（居）五級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圖書館、群眾藝術館、博物館、綜合文化活動中心、文化活動室等已成為人民群眾自發開展文化活動的重要場所。和平解放前，西藏只有3所設備簡陋、規模很小的官辦藏醫機構和少量私人診所。目前已建立起健全的醫療服務、婦幼保健、疾病防控、藏醫藏藥等服務體系。人民健康水平顯著提高，孕產婦死亡率下降到48/10萬，嬰幼兒死亡率下降到7.6‰，均為歷史最低值。人均壽命由1951年的35.5歲增加到2019年的71.1歲。舊西藏沒有一條正規的公路，和平解放后，逐步建立起涵蓋公路、鐵路、航空、管道等多種運輸方式的綜合立體交通網絡。如今，建制村村村通公路，西藏公路通車里程達到11.88萬公里。青藏鐵路和拉日鐵路建成通車，川藏鐵路開工建設。昌都邦達、林芝米林、日喀則和平、阿里昆莎等支線機場建成，從雪域高原可以飛赴祖國各地和世界各地。和平解放前西藏僅有一座只供少數上層貴族享受的小電站，目前已經形成以水電為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多能互補的綜合能源體系。2020年，阿里與藏中電網聯網工程正式投運，西藏實現主電網全區覆蓋。舊西藏廣大農奴毫無社會地位，更無社會保障可言。和平解放后，社會保障體系得以建立并不斷完善，目前西藏以養老、醫療、失業、工傷和生育五大保險為主體的覆蓋城鄉全體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全面建立，群眾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文化保護業績非凡。國家高度重視保護和發展西藏傳統文化，投入巨大人力、財力、物力，運用法律、經濟和行政等多種手段，使西藏優秀傳統文化在有效保護的基礎上得到了弘揚和發展。藏語文的學習、使用受到法律保護。自治區成立以來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法規，西藏各級政府和政府各部門下達的正式文件、發布的公告都使用漢藏兩種文字。地方各級政府和企事業單位組織的大型會議和主要活動中，行文堅持使用漢藏兩種文字。司法訴訟活動中，根據藏族訴訟參與人的需要使用藏語文審理案件、制作法律文書，保障藏族公民使用藏語言文字訴訟的權利。藏文典籍得到保護和利用。1984年，國家撥款新建西藏自治區檔案館，保存和收藏了大量珍貴的藏文檔案，目前館藏檔案達300多萬卷（冊、件）。持續支持重要藏文經典的搜集、整理、翻譯和出版工作，組織對勘出版《中華大藏經》藏文版，搶救整理《格薩爾王傳》，出版“先哲遺書”叢書、《中華大典·藏文卷》、“雪域文庫”叢書等眾多寶貴藏文典籍。和平解放以來，西藏多次組織大規模、有系統的文化遺產普查、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現已調查登記的各類文物點4277處，各級文物保護單位1985處，其中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70處。國家重視支持藏醫藥的傳承發展，目前西藏公立藏醫醫療機構達44所，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藏醫藥服務覆蓋率分別達到94.4%和42.4%。中央財政斥巨資用于西藏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保護、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的搶救性記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群培訓以及扶持傳承人開展傳習活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利用項目基地建設等，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有效傳承和發展。

　　生態文明建設成績優異。和平解放以來，國家高度重視西藏生態文明建設，持續推進制度創新、筑牢科技文化支撐、加大生態建設投入，推動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目前，西藏生態系統整體穩定，環境質量持續向好，綠色發展格局初步形成，人民生態環境權益不斷提升，“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深入人心，西藏成為世界上生態環境最好的地區之一。國家和西藏加大生態文明建設投入，截至2020年，西藏累計投入生態環境領域的資金達814億元。目前，西藏生態環境持續良好，2020年森林覆蓋率達到12.14%，天然草原綜合植被覆蓋度提高到46.71%，濕地面積達到652.9萬公頃，自然保護地占西藏國土面積的38.75%。

　　民族宗教工作成效顯著。和平解放后，西藏民族宗教工作得到黨和政府高度重視。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的當天，毛澤東主席就指出：“在西藏考慮任何問題，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問題這兩件事，一切工作必須慎重穩進。”196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選舉產生自治區人民委員會，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西藏全面實施。自治區成立以來，先后出臺152部地方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為維護各族人民的各項權益提供了重要法治保障。和平解放以來，各民族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更加緊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更加牢固。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在西藏，各宗教、各教派一律平等，信教和不信教群眾一視同仁。現有藏傳佛教宗教活動場所1700多處，僧尼約4.6萬人，清真寺4座，世居穆斯林群眾12000余人，天主教堂1座，信徒700余人。藏傳佛教活佛轉世傳統得到尊重，截至2020年，已有92位新轉世活佛嚴格按照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得到批準和認定。各種宗教活動正常開展，寺廟學經、辯經、受戒、灌頂、修行等傳統宗教活動和寺廟學經考核晉升學位活動正常進行。薩噶達瓦節、拉薩祈愿大法會、馬年轉岡底斯山、羊年轉納木錯等各種各樣的宗教和傳統活動豐富多彩。國務院先后公布布達拉宮、大昭寺、甘丹寺、扎什倫布寺、哲蚌寺、桑耶寺等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斥巨資和大量珠寶、黃金、白銀等貴重物資先后多次大規模維修布達拉宮、甘丹寺、大昭寺、白居寺、扎什倫布寺、桑耶寺等重要宗教場所。不斷加強對宗教典籍的收集、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在國家鼎力支持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完成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對勘版本最全、對勘最為系統、最具權威的《中華大藏經》藏文部分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版對勘出版工作，包括《甘珠爾》和《丹珠爾》共4842部，又分為《甘珠爾》對勘本108冊，《丹珠爾》對勘本124冊。宗教文化保護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

　　歲月如歌，高原壯闊。縱觀和平解放后70年的發展，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西藏人民意氣風發，奮進如歌，書寫了當代西藏發展史上超越夢想的壯美詩篇，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增添了磅礴力量。歷史證明，沒有共產黨，沒有和平解放，就沒有壯闊蓬勃的社會主義新西藏，就沒有西藏人民幸福美好的今天。

　　當前，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西藏工作，站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高度，制定了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明確了新形勢下西藏工作的指導思想和目標任務，繪就了西藏進一步繁榮發展的美好愿景，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西藏的發展前景將更加輝煌壯麗。

　　（作者：鄭堆，系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總干事、研究員）